唐翼明
人生在世，如何处理钱财，是一个必须学习的课题。许多痛苦，甚至灾难，皆因钱财处理不当而起。
我在台湾教过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叫廖冰凌，是一个女孩子，长得不算漂亮，成绩也不是特别优秀。所以，我教了她一年，对她都没有什么印象。
有一天，一个姓郑的女生来找我，也是马来西亚的学生。这个学生找过我几次，比较熟悉。她走进办公室，坐下来，嗫嚅着，一脸难以启齿的神色。
这孩子出身贫苦，一边念书，一边打几份工。我以为她有什么事要找我帮忙，就说：“茱莉，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她说：“老师，你记得廖冰凌吗？”
“印象不深，怎么了？”
“她被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录取了。”
“是吗？那很好啊。”
“好什么好，她没钱去念。”
“为什么呢？”
“她父亲大学肄业，浪荡半生，一直找不到好工作，前几年病死了。她母亲也多病，姐妹三个，连生活都有问题，如何拿得出学费去英国读书？她母亲到处向亲戚借贷，到现在还差一大笔，母女俩抱头痛哭，想不出办法，不知老师可不可以帮她们？”
我很惊讶，不仅为冰凌感到难过，还为茱莉的仗义而感动。
那不是一个小数目，是我一个半月的薪水。我倒是拿得出来，就答应了她。
茱莉说，冰凌的母亲会亲自来找我。
第二天上午，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我的研究室，身体瘦瘦的，皮肤黑黑的，是典型的马来西亚华侨。
她說明来意，满脸是羞愧的神色，连说不好意思，还一再说：“我们将来一定还给老师。”
我从抽屉里拿出准备好的一沓钞票，她坚持要写借条，我说不必，她还是写了。
七年以后，冰凌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又转到新加坡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有趣的是，她居然又回到台湾，找了一份大学教职。有一天，她突然打电话约我吃饭，席间她谈到这些年来的求学经历和家庭状况，然后，郑重其事地从提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交到我手里，说：“老师，我很庆幸，自己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今天，终于可以把这笔钱还给你。”
那时，我正患抑郁症，常常情绪低落，那天晚上，我居然觉得很高兴，为冰凌，也为自己。
其实，这笔钱我早就忘记了，现在拿在手里，倒像发了一笔小财。
还有一件事，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老朋友打来的电话，说他正在做一笔生意，需要三万美元（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周转，问我能不能借给他，说他很快就可以归还。
当时，我的手头上倒可以挤出来，但倘若这位朋友生意失败，还不起，我很难接受这笔损失。所以我说：“你最好想别的途径调资金，你知道，我不做生意，手头的钱有限。万一你实在周转不过来，再打电话给我，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帮你解决一部分。”
那位朋友没有再打电话来，可能他已经通过别的途径借到了钱，或者是因为我的婉拒让他不快。
我并不后悔自己的婉拒，即使让这位老友不快，也只能如此。幸而这位朋友理解我，我们的友谊并未受到损伤。后来我想，如果当时勉强借给他，若他的生意碰巧失败，我们的友谊恐怕难以为继。
在这两件关于借钱的事上，我处理的态度不同，原则却是一样的。对于钱财，我的态度是：只要钱离了我的手，我就不指望它再回来。钱如果数目太大，不是我所能承受的，宁可不借。如果不是借钱，而是送礼，或者资助，我的原则也是如此，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一经拿出，我就再不去想它，绝不指望回报。为讲哥们义气，打肿脸充胖子，明明承受不起，却心不甘情不愿地借出去，借出去之后又念念不忘，对方还钱慢了，就心生怨恨，在我看来，既折磨别人，也折磨自己。尤其是送礼或资助，若心心念念想着别人回报，回报最好还要超出自己送出的，这跟做生意、买股票有什么区别？有一句话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如果是这种助法，收获的就不是快乐，而是痛苦。
借而望还，不如不借;施而望报，不如不施。这是我在钱财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态度。
（秋水长天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江海清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