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葵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会不止一门乐器。哥哥拉二胡、吹笛子，姐姐弹琵琶、弹中阮。20世纪70年代，他们演出的照片都在《新华日报》上出现过。
他们学乐器，是有时代烙印的。那时，父母从北京被下放到苏北，他们觉得孩子早早学门手艺，将来好歹有个出路。因为和当地的淮剧团还能搭上一点点关系，他们就瞄上乐器这一行，想的是孩子将来可以进剧团，做个伴奏什么的。
等我稍长大些，父母仅剩的一点对未来的希冀已熄灭，我成了野花野草，恣意生长，没幼儿园可上，没乐器可学。
一晃眼的工夫我就过了40岁。2009年的一个夜晚，我在钢琴家黄亚蒙家吃饭聊天。我问她：“这把年纪了，我还想学门乐器，有可能吗？”亚蒙想了想答道：“古琴。”然后追了一句，“古琴可能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弹会，但又最难弹好的。”
合适啊！我喜欢古琴，常听古琴CD，读过若干古琴题材的书。“最容易学会”，合适，很快就能弹出完整的曲子，哪怕只一两分钟，也是完整的，反正人生过半，已无新事，尽可以弹满后半辈子;“最难弹好”，也合适，最难一定与他山之石有关，与人生阅历有关。全都合适。
幾天后，在友人黄伯蔷的引领下，我坐在余青欣老师家里。之前黄伯蔷这么跟我介绍余老师：虞山吴派嫡传弟子，早年跟吴景略、吴文光父子学琴，20世纪8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毕业生。个性化的介绍有两条：一是“比你大一轮，也属猴”;二是“余老师有洁癖，不收男学生，我好说歹说，她才愿意见一面，可还没答应教你啊”。
说实话，在余老师家的前一个小时，我很失望。她身着居家服，颜色搭配有点粉艳。墙上挂着一张她演出的照片，也是绫罗绸缎那种古典式粉艳。许是和黄伯蔷久不相见吧，东家长西家短地叙旧。家里摆设全无章法，零碎儿奇多。家具是多年前流行的榉木材质，天长日久，颜色淡了，干裂起皮，看得糟心。不难看出，余老师应该是独居，但又“独”得不那么精致。
余老师基本没理我，我也不哼不哈，面露微笑听她们俩这一通聊。还是黄伯蔷想起此行任务，简要地介绍了我的情况。余老师安静下来，听得还算认真。听完未置可否，又和黄伯蔷聊上了，还是那么碎碎叨叨。我当时心想，可能确实不想收男学生吧，也好，这么碎叨我也有点儿扛不住。
不想正在这时，余老师突然起身：“瞧我，又忘了，学琴是吧，来吧……”
她领我进了书房，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间是一张明式小琴案，案上相对摆着两张琴。余老师在一侧琴前坐定。这一系列移动，话可没停：“今儿太高兴了，老忘正事儿，那什么，我先弹一段儿你听听吧，你坐那儿。”
突然话就止住了，只见她一左一右两手抚住琴面，两眼微合，轻微深呼吸一下，双眼重新张开盯住琴面，凝视片刻，顺理成章似的弹出第一个音符。
时隔8年后的今天，忆起这一幕，情景仍然鲜活地在我脑海中映现，却很难用文字传达那一刻我的震惊，刹那间，余老师像完全变了个人，碎叨、粉艳，顷刻灰飞烟灭，她笃定、沉稳，又深情尽在，右手抹挑勾剔，左手吟猱绰注，无一不恰到好处。更奇怪的是，刚才满屋的日常家居气息，也瞬间蒸发，一椅一凳，一纸一屑，都像穿越了时空，无不呈现唐宋明清的雅物匠心。她弹的是《梅花三弄》，一曲弹完，我神游已远。黄伯蔷的掌声由远及近，才把我又拉回现场。只听余老师既优雅又谦虚地说：“行吗？愿意学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从此每周三晚8点，我去余老师家学琴。
据说古琴教学有个差不多的顺序：《仙翁操》《秋风词》《酒狂》《阳关三叠》，这4首曲子打基础，算预备课，然后再学新曲，才是正式开始。学完《阳关》那天，余老师听我磕磕绊绊完整弹完，居然鼓励说：“虽然弹得太生，但是不俗，这很难。你在我的学生中年纪最大，年纪大了再学琴也有好处，有点儿人生阅历了，知道什么是肤浅。下次可以学新曲子了。但是这首还得使劲儿练啊。”说完又正色道：“从现在起，要跟你定条规矩，在我这儿学的曲子，不练够两千遍，绝不许在外人面前弹。”看她那么严肃，我只能认真地点头。她又补充道：“这不是我的规矩，这是虞山吴派的规矩，你现在初学，将来如果能弹出点样儿，也要算到虞山吴派门下啊。”
上课之余，我们也会聊聊天。余老师自己用的那张琴，是宋琴，据她说，当年她刚学琴，吴景略先生给她挑的，花了30元买回家。几个世纪没人弹，那琴都弹不出什么声。她就在这张无声琴上无数次练习，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松，越来越透，好得吓人。琴有铭，曰“致爽”，余老师说：“命中注定我要和这琴过一辈子，清（青）心（欣）致爽。”
据我观察，余老师是典型的头脑发达、四肢简单，走道儿总是跌跌撞撞的。有一次说到这点，她说：“没错儿，所以我这琴呀，老摔！开始特心疼，急得直哭，后来找到放心人能修，就随它去了。说来也怪，这琴甭管怎么修，声音越修越好，和我也越来越贴，神了！”
话是这么说，那张琴，就像她的命，她看琴的眼神都像在看挚爱之人，根本不是物了。就在学完《阳关》那天，我跟她开玩笑：“要是用您这么好的琴，我肯定也弹得好着呢。”余老师兴致高，说：“来啊，你弹一首我听听。”我不相信她真让我动那琴，但她坚定地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致爽琴边。那一刻，我抱着近乎朝圣的心态，先分别试了天音、地音、人音，然后磕磕绊绊弹了《阳关》。一曲弹罢，只觉那琴和身体长在了一起，贴心贴肺。
慢慢地和余老师越来越熟，也聊一些家常。聊得多了，有点儿理解初识时她那份碎叨了。有天上课去得略早，敲了门，只听门里余老师一边捏着嗓子唱着歌，一边趿拉着鞋来开门，唱的居然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打开门才发现，原来她在打电话。余老师的母亲一直住院，头脑清醒时少，糊涂时多。“给她唱唱这些熟悉的歌，还得装我小时候的童声，她那脑子啊，就能明白点儿。”余老师挂了电话后这样解释。
在那之前好多年，余老师离了婚，儿子在美国上学。上有老下有小，余老师又清高，不愿意撒开来收学生，所以日子过得清苦。但她说了：“这都不叫事儿，等着我去完成的大事儿还多着呢，我顾不上这些。”她说的大事儿，是要一曲接一曲地打古谱，要传承好虞山吴派，不能在她这一辈塌下来。
因清高而清苦，日常生活艱辛又肩扛大任，耗的时日久了，碎叨也算排遣渠道之一吧。我甚至感觉教我们这些半吊子，余老师其实并无乐趣，纯属生活所迫，假如没有羁绊，以她的性格，可能入深山、打古谱，那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
《阳关》之后，第一首大曲子学《鸥鹭忘机》。在当代古琴界，余老师有“余鸥鹭”的美称，因为这一曲她弹得最出色。我那会儿一直迷恋《忆故人》，所以听说要学《鸥鹭》，就问能不能先学《忆故人》。余老师有点儿不解，瞪着我，嗓门儿突然大起来，那股碎叨气息又陡然冒头说：“《鸥鹭》多好听啊，你还不想学？！”我只好连连说学。她看看我，瞬间气定神闲地给我示范了《鸥鹭》第一节的一段泛音。
《鸥鹭》学到一半，有一天上完课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她说：“你刚才走神儿了，又想《忆故人》呢吧？这么着吧，我给你弹一遍。”这话着实吓我一跳——那天我确实一时心思开小差，而且确实想到《忆故人》了。古人说，琴者，心也。我有时想到，余老师弹了这么多年琴，早已和琴心心相印，从琴音中洞察人心的本事大概是有的。
有一天下午我在三环路开车遭遇“碰瓷儿”，被人讹诈，等处理完毕，看看天色尚早，而晚上有琴课，为免秽气干扰，回家小睡。一觉醒来，自觉神清气爽，下午种种不净心虑荡然无存。高高兴兴地去上课，刚弹了不到两分钟，余老师就问：“今儿怎么啦？有心事儿？”我说：“没有啊。”又弹，又被叫停。如是者三，坐在对面看我弹琴的余老师一伸右手，抚住我的琴弦说：“今天别弹了，来，我请你吃‘小脆。”“小脆”是一种零食，介于薯片和锅巴之间，特别亲民，还有点儿幼稚。余老师家里常备，她说那是她的最爱。
秋往冬来，春去夏至，我渐渐忙碌起来，琴课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间挤挤总是有的，重要的是，随着琴艺渐进，我越来越体会到余老师弹琴，女性特点太明显，或如泣如诉，或温柔体贴，我一个糙老爷们儿照这路子学下去，有点儿奇怪。一朝动了这个念头，就越听越是，但又觉得自己初学，也许见识太肤浅才会错意，便没敢跟余老师当面说。总之越去越少，直至干脆不去了。开始自己还练练之前所学，渐渐地，琴从我的书房正中间搬至一侧，又从一侧退居一角，最后干脆被挂上墙，成了地地道道的摆设。
余老师从来没有问过，同门学琴的友人不时组织雅集，我和她也见过一两次，但她从来没问我为什么不再学琴。她既不提，我也从未想过要袒露心迹。日子一天天过，细碎无序。古琴，好像成了夏夜的萤火虫，忽然在眼前亮一下，一不留心，又消失在无边的暗夜中。
再后来，很久没有余老师的音讯，有一天刷微博，看到有人在我的一篇文章下面评论，说猜博主可能学过古琴。余老师在这条评论下回复：“对，虞山吴派门下。”我一头汗，心里愧到想找条地缝。一愧不知余老师何时也注册了微博，我都没关注;二愧我如此半途而废没出息，余老师还以这种方式鼓励我。我想当面向她忏悔：“老师，对不起，您教我的曲子，我一首都没弹够两千遍。”
2015年12月29日一早，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我鬼使神差地把久挂于墙的古琴摘下来，拂去琴面灰尘，弹了一遍《阳关三叠》。忘得差不多了，正要去拿琴谱对照，电话铃响，是黄伯蔷。我当时大乐说：“这也太巧了，你猜我在干什么？”电话那头，黄伯蔷没接我话茬儿，极其严肃地说：“你老师今天走了，胰腺癌。”
那天，我枯坐到下午，没吃没喝，心里如有万马奔腾，待要寻点儿踪迹，又空空如也。暮色四合，我开灯，拿了页老纸，抄了一段《入菩萨行论》。一纸抄竟，功德回向余老师，然后把琴认真擦净，重新挂在墙上。
（嘉林秀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经意》一书，马明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