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琴

时间:2022-01-21 11:05:24 

杨葵

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都会不止一门乐器。哥哥拉二胡、吹笛子,姐姐弹琵琶、弹中阮。20世纪70年代,他们演出的照片都在《新华日报》上出现过。

他们学乐器,是有时代烙印的。那时,父母从北京被下放到苏北,他们觉得孩子早早学门手艺,将来好歹有个出路。因为和当地的淮剧团还能搭上一点点关系,他们就瞄上乐器这一行,想的是孩子将来可以进剧团,做个伴奏什么的。

等我稍长大些,父母仅剩的一点对未来的希冀已熄灭,我成了野花野草,恣意生长,没幼儿园可上,没乐器可学。

一晃眼的工夫我就过了40岁。2009年的一个夜晚,我在钢琴家黄亚蒙家吃饭聊天。我问她:“这把年纪了,我还想学门乐器,有可能吗?”亚蒙想了想答道:“古琴。”然后追了一句,“古琴可能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弹会,但又最难弹好的。”

合适啊!我喜欢古琴,常听古琴CD,读过若干古琴题材的书。“最容易学会”,合适,很快就能弹出完整的曲子,哪怕只一两分钟,也是完整的,反正人生过半,已无新事,尽可以弹满后半辈子;“最难弹好”,也合适,最难一定与他山之石有关,与人生阅历有关。全都合适。

幾天后,在友人黄伯蔷的引领下,我坐在余青欣老师家里。之前黄伯蔷这么跟我介绍余老师:虞山吴派嫡传弟子,早年跟吴景略、吴文光父子学琴,20世纪8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毕业生。个性化的介绍有两条:一是“比你大一轮,也属猴”;二是“余老师有洁癖,不收男学生,我好说歹说,她才愿意见一面,可还没答应教你啊”。

说实话,在余老师家的前一个小时,我很失望。她身着居家服,颜色搭配有点粉艳。墙上挂着一张她演出的照片,也是绫罗绸缎那种古典式粉艳。许是和黄伯蔷久不相见吧,东家长西家短地叙旧。家里摆设全无章法,零碎儿奇多。家具是多年前流行的榉木材质,天长日久,颜色淡了,干裂起皮,看得糟心。不难看出,余老师应该是独居,但又“独”得不那么精致。

余老师基本没理我,我也不哼不哈,面露微笑听她们俩这一通聊。还是黄伯蔷想起此行任务,简要地介绍了我的情况。余老师安静下来,听得还算认真。听完未置可否,又和黄伯蔷聊上了,还是那么碎碎叨叨。我当时心想,可能确实不想收男学生吧,也好,这么碎叨我也有点儿扛不住。

不想正在这时,余老师突然起身:“瞧我,又忘了,学琴是吧,来吧……”

她领我进了书房,一间12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间是一张明式小琴案,案上相对摆着两张琴。余老师在一侧琴前坐定。这一系列移动,话可没停:“今儿太高兴了,老忘正事儿,那什么,我先弹一段儿你听听吧,你坐那儿。”

突然话就止住了,只见她一左一右两手抚住琴面,两眼微合,轻微深呼吸一下,双眼重新张开盯住琴面,凝视片刻,顺理成章似的弹出第一个音符。

时隔8年后的今天,忆起这一幕,情景仍然鲜活地在我脑海中映现,却很难用文字传达那一刻我的震惊,刹那间,余老师像完全变了个人,碎叨、粉艳,顷刻灰飞烟灭,她笃定、沉稳,又深情尽在,右手抹挑勾剔,左手吟猱绰注,无一不恰到好处。更奇怪的是,刚才满屋的日常家居气息,也瞬间蒸发,一椅一凳,一纸一屑,都像穿越了时空,无不呈现唐宋明清的雅物匠心。她弹的是《梅花三弄》,一曲弹完,我神游已远。黄伯蔷的掌声由远及近,才把我又拉回现场。只听余老师既优雅又谦虚地说:“行吗?愿意学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从此每周三晚8点,我去余老师家学琴。

据说古琴教学有个差不多的顺序:《仙翁操》《秋风词》《酒狂》《阳关三叠》,这4首曲子打基础,算预备课,然后再学新曲,才是正式开始。学完《阳关》那天,余老师听我磕磕绊绊完整弹完,居然鼓励说:“虽然弹得太生,但是不俗,这很难。你在我的学生中年纪最大,年纪大了再学琴也有好处,有点儿人生阅历了,知道什么是肤浅。下次可以学新曲子了。但是这首还得使劲儿练啊。”说完又正色道:“从现在起,要跟你定条规矩,在我这儿学的曲子,不练够两千遍,绝不许在外人面前弹。”看她那么严肃,我只能认真地点头。她又补充道:“这不是我的规矩,这是虞山吴派的规矩,你现在初学,将来如果能弹出点样儿,也要算到虞山吴派门下啊。”

上课之余,我们也会聊聊天。余老师自己用的那张琴,是宋琴,据她说,当年她刚学琴,吴景略先生给她挑的,花了30元买回家。几个世纪没人弹,那琴都弹不出什么声。她就在这张无声琴上无数次练习,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松,越来越透,好得吓人。琴有铭,曰“致爽”,余老师说:“命中注定我要和这琴过一辈子,清(青)心(欣)致爽。”

据我观察,余老师是典型的头脑发达、四肢简单,走道儿总是跌跌撞撞的。有一次说到这点,她说:“没错儿,所以我这琴呀,老摔!开始特心疼,急得直哭,后来找到放心人能修,就随它去了。说来也怪,这琴甭管怎么修,声音越修越好,和我也越来越贴,神了!”

话是这么说,那张琴,就像她的命,她看琴的眼神都像在看挚爱之人,根本不是物了。就在学完《阳关》那天,我跟她开玩笑:“要是用您这么好的琴,我肯定也弹得好着呢。”余老师兴致高,说:“来啊,你弹一首我听听。”我不相信她真让我动那琴,但她坚定地拽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致爽琴边。那一刻,我抱着近乎朝圣的心态,先分别试了天音、地音、人音,然后磕磕绊绊弹了《阳关》。一曲弹罢,只觉那琴和身体长在了一起,贴心贴肺。

慢慢地和余老师越来越熟,也聊一些家常。聊得多了,有点儿理解初识时她那份碎叨了。有天上课去得略早,敲了门,只听门里余老师一边捏着嗓子唱着歌,一边趿拉着鞋来开门,唱的居然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打开门才发现,原来她在打电话。余老师的母亲一直住院,头脑清醒时少,糊涂时多。“给她唱唱这些熟悉的歌,还得装我小时候的童声,她那脑子啊,就能明白点儿。”余老师挂了电话后这样解释。

在那之前好多年,余老师离了婚,儿子在美国上学。上有老下有小,余老师又清高,不愿意撒开来收学生,所以日子过得清苦。但她说了:“这都不叫事儿,等着我去完成的大事儿还多着呢,我顾不上这些。”她说的大事儿,是要一曲接一曲地打古谱,要传承好虞山吴派,不能在她这一辈塌下来。

因清高而清苦,日常生活艱辛又肩扛大任,耗的时日久了,碎叨也算排遣渠道之一吧。我甚至感觉教我们这些半吊子,余老师其实并无乐趣,纯属生活所迫,假如没有羁绊,以她的性格,可能入深山、打古谱,那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

《阳关》之后,第一首大曲子学《鸥鹭忘机》。在当代古琴界,余老师有“余鸥鹭”的美称,因为这一曲她弹得最出色。我那会儿一直迷恋《忆故人》,所以听说要学《鸥鹭》,就问能不能先学《忆故人》。余老师有点儿不解,瞪着我,嗓门儿突然大起来,那股碎叨气息又陡然冒头说:“《鸥鹭》多好听啊,你还不想学?!”我只好连连说学。她看看我,瞬间气定神闲地给我示范了《鸥鹭》第一节的一段泛音。

《鸥鹭》学到一半,有一天上完课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她说:“你刚才走神儿了,又想《忆故人》呢吧?这么着吧,我给你弹一遍。”这话着实吓我一跳——那天我确实一时心思开小差,而且确实想到《忆故人》了。古人说,琴者,心也。我有时想到,余老师弹了这么多年琴,早已和琴心心相印,从琴音中洞察人心的本事大概是有的。

有一天下午我在三环路开车遭遇“碰瓷儿”,被人讹诈,等处理完毕,看看天色尚早,而晚上有琴课,为免秽气干扰,回家小睡。一觉醒来,自觉神清气爽,下午种种不净心虑荡然无存。高高兴兴地去上课,刚弹了不到两分钟,余老师就问:“今儿怎么啦?有心事儿?”我说:“没有啊。”又弹,又被叫停。如是者三,坐在对面看我弹琴的余老师一伸右手,抚住我的琴弦说:“今天别弹了,来,我请你吃‘小脆。”“小脆”是一种零食,介于薯片和锅巴之间,特别亲民,还有点儿幼稚。余老师家里常备,她说那是她的最爱。

秋往冬来,春去夏至,我渐渐忙碌起来,琴课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间挤挤总是有的,重要的是,随着琴艺渐进,我越来越体会到余老师弹琴,女性特点太明显,或如泣如诉,或温柔体贴,我一个糙老爷们儿照这路子学下去,有点儿奇怪。一朝动了这个念头,就越听越是,但又觉得自己初学,也许见识太肤浅才会错意,便没敢跟余老师当面说。总之越去越少,直至干脆不去了。开始自己还练练之前所学,渐渐地,琴从我的书房正中间搬至一侧,又从一侧退居一角,最后干脆被挂上墙,成了地地道道的摆设。

余老师从来没有问过,同门学琴的友人不时组织雅集,我和她也见过一两次,但她从来没问我为什么不再学琴。她既不提,我也从未想过要袒露心迹。日子一天天过,细碎无序。古琴,好像成了夏夜的萤火虫,忽然在眼前亮一下,一不留心,又消失在无边的暗夜中。

再后来,很久没有余老师的音讯,有一天刷微博,看到有人在我的一篇文章下面评论,说猜博主可能学过古琴。余老师在这条评论下回复:“对,虞山吴派门下。”我一头汗,心里愧到想找条地缝。一愧不知余老师何时也注册了微博,我都没关注;二愧我如此半途而废没出息,余老师还以这种方式鼓励我。我想当面向她忏悔:“老师,对不起,您教我的曲子,我一首都没弹够两千遍。”

2015年12月29日一早,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想法,我鬼使神差地把久挂于墙的古琴摘下来,拂去琴面灰尘,弹了一遍《阳关三叠》。忘得差不多了,正要去拿琴谱对照,电话铃响,是黄伯蔷。我当时大乐说:“这也太巧了,你猜我在干什么?”电话那头,黄伯蔷没接我话茬儿,极其严肃地说:“你老师今天走了,胰腺癌。”

那天,我枯坐到下午,没吃没喝,心里如有万马奔腾,待要寻点儿踪迹,又空空如也。暮色四合,我开灯,拿了页老纸,抄了一段《入菩萨行论》。一纸抄竟,功德回向余老师,然后把琴认真擦净,重新挂在墙上。

(嘉林秀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经意》一书,马明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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