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的话
1967年8月17日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85%,且不乏学业优秀者。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轻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做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17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暴乱”,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暴乱”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砰!砰!砰!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他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船票并将他送上了船。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炊烟》,写得抒情浪漫;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察。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1967年春节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集体大逃亡
8月17日,王伯明惨死的当天,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当晚,六千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
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
8月19日,连接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江永大桥炸毁以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6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有一当地人认出了他们,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4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
获救后，他们写信给留在白水的知青:“我们被抓,生死未知,千万不要再走这条路。”
白水知青接到信后马上找到6950部队的政委,请求派人去道县营救遇难者。一位刚刚新婚的连长和几名军人到达了道县,在制止两派的斗争中,那位新婚的连长不幸罹难。
军人之死使事态的发展更为险恶,部队官兵坚定了制止“暴乱”的决心,加强了对知青的保护。
如果没有部队的保护,没有善良的农民的帮助,六千长沙知青的命运必当重写。
王伯明死后的三四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
可以说,大逃亡是知青情绪的大暴发,压抑几年的“原罪”意识彻底清醒了,饥饿者暴发出愤怒的吼声:“黑五类子弟”何罪之有?知识青年何罪之有?他们愤然而起,冲向列车,用石头、扁担砸车窗玻璃,不顾死活地往里爬。火车时开时停,他们被当成暴徒遭驱赶,被机枪团团围住。当了解到逃难知青的真实处境时,才准许上了车。
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六千知青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那是一幅幅怎样的流民图!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着就要落泪。
回城知青为王伯明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后,上万人的游行队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给动乱中的长沙城添了一层厚厚的阴霾。
政府为了安抚知青,每人每月发了9元钱、30斤粮票。
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必有隐藏的知青在。有人投亲靠友走向远方,往新疆、云南、贵州……
选自《报刊荟萃》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