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欠苏多少债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3亿美元的苏联對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
在党内,毛泽东说,對苏提出的款额较少,“多借不如少借”,这是吸取近代中国因外债沉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的教训,也是受农耕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愿欠别人的钱。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周恩来同苏联扎哈罗夫总顾问议定,苏联以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苏联對华贷款。苏联共向中国提供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斯大林给予少量无偿武器援助外,大部分装备系有偿(半价)提供,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当时折合13亿美元。
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移交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對于解放军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国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重点是称为“156项”的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提供的技术还是免费的。
在1959年和1960年,中国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
根据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的报告,1950年以来,中国欠苏联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一共为57.43亿元。
1959年,中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至1960年前,中国基本上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还清,所剩债务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当时,中国几乎只對苏联有欠款,数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算不得太大的数额,而且不是抗美援朝的军火债。
为争气提前还债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
1960年7月,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7月31日,在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對苏联交货,出现贸易欠债。
考虑到拖欠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毛泽东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从当年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示带头共渡难关。
考虑到国内闹饥荒,经济部门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
1960年底,中国對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口头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五年内还清。
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片面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后来,国内一度传说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出于战略需要,中苏最终达成共同宣言,双方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米高扬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派专家,對中国还债问题,有意表,现出高姿态。
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向中国提供的最后一次军事援助。
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3月,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4月,赫鲁晓夫专门接见中国對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谈到可推迟还债。
《人民日报》曾发专文,表示感谢。
正确看待内外无债
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年底,中苏双方因對待阿尔巴尼亚问题;出现公开分歧。
为开展“反修”斗争,激发對“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1961年11月,苏共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交恶的趋势,难以扭转。1964年以后,中国经济好转,一再提出提前还清對苏债务,终于在1965年还完。
当时,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_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担负對苏还债的半数款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饥荒,可以说,与對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
早在1962年1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用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不同意把困难原因说成是“自然灾害”,也没有提到苏联。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對苏还债。
1964年12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说:“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06亿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13.89亿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對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提前全部还清。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当时,中国人节衣缩食,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究其根源,正是出于對世界形势的错误认识,以及同苏联竞争,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心态。
中国在经济困难时,仍然提前还债,显示了“争口气”的精神,从长远看,也有一些好的影响。中国一直有良好的还贷信誉,使外国能够比较放心地對华投资或提供贷款。
1965年,中国还清苏联的债务,1968年,还清国内公债,一度自豪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实际上,在经济上进入封闭状态。直至改革开放,国人通过面向世界解放思想,认清了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的局限,對外债问题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选自《凤凰周刊》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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