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只允诺付给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每年400万元，清朝政府以往发给八旗贵族的俸银、禄米一律停发。对于满洲八旗贵族来说，长期以来的一大笔固定收入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使昔日的王公贵族失去了经济来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而政治权力的丧失，也使他们变成了一介平民，身份顿时变得尴尬起来。那么此后，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睿亲王儿子挖祖坟淘宝
赫赫有名的睿王府，在民国时期，每年减少7900两俸银、1500石禄米，地租收入也急剧减少，后来王府将东北、河北的庄地都卖出去了，每亩只卖了3角5分钱，尽管固定收入几乎断绝，王府的开支却比清朝时还要大。因为民国时期对八旗贵族的限制都没有了，贵族子弟们就玩得更痛快了。
睿亲王魁斌死于1915年，他两个20来岁的儿子中铨、中铭过惯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了比阔，哥俩儿花费巨款修建新房、花园，每个房间都安上电话，又添了西餐厨房，出门不坐轿，而要坐马车、汽车。王府里预备下两辆汽车、八辆马车，家里还买了大量洋货，价格十分昂贵。这两个少爷还经常和一群豪门子弟在前门外聚赌。
如此大肆挥霍，一掷千金，靠的是变卖家产。过了还不到10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靠典当房屋借钱。王府中的500多间房屋典出去后借了10万元，过了没多久又花完了，只得把王府附近家人居住的20多间小房卖掉，后来又把祖坟墓园中的建筑和树林全都卖掉。
到了1931年，由于穷得没办法，中铨想借移灵的机会把祖宗棺材里的陪葬珠宝取出来卖钱，因为和县衙门分赃不均，被人告发，法院判了中铨7年徒刑。他坐了5年监狱，于1939年去世。他的三个侄儿只得靠摆小摊维持生活。
庆王后人捡破烂
民国时期庆王奕退出了政治舞台，长期在天津租界里定居。1917年奕病故，两年后他的三个儿子分了家。
1924年长子载振迁居天津，并投资商业、旅馆业，办起了新业公司。他还利用巨额资金做黄金、美元的投机生意，还买了一些股票。载振三兄弟迁居天津后，留下一些佣人看管北京的庆王府。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载振兄弟将庆王府卖给了日伪华北行政委员会。
载振一家平时的生活异常奢侈，加上妻妾成群，鸦片烟瘾又很大，庆王府的日用开支浩大。日军占领天津时期，新业公司经营不力，业绩一落千丈，载振只得靠变卖古玩、珠宝、玉器维持生计。
1948年，载振病死在天津。
载振的三弟载抡也是个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在赌场上常常一晚上就输掉一两所房子。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也跟他一样吃喝玩乐抽大烟，几年下来，把卖王府时分到的十几万元财产挥霍一空，然后就卖珠宝、玉器、古玩、首饰、衣物，最后终于陷入贫病交加的境地。载抡于1925年死去，他的两个儿子后来靠捡破烂或向亲友乞讨为生。
醇亲王府的“潜邸”被当卖
醇亲王府在清末出了光绪、宣统两个皇帝。并长期领取亲王双俸。民国时期，其他王府的俸银禄米都停发了，唯独醇亲王载沣每年可以从清廷内务府领4.2万两“岁费”。直到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这笔“岁费”才停发。载沣父子不会理财，家里的财产都交给管家处理。因坐吃山空造成家境逐年衰落。后来只得变卖家产，将府中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都拿去典当、出卖。
1939年，载沣将宣武门内太平湖的府邸卖给了日伪政权，得款20多万元，存入银行吃利息。抗日战争胜利后，位于后海北沿的醇王府的境遇比起其他王府要好一些，还没有当卖一空。
民国时期的八旗贵族子弟中，一些人因饥寒交迫而死，一些人逐步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还有那个肃亲王的女儿、知名度很高的金璧辉，投靠日本军阀，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曾在北京城作威作福，抗战胜利后在北京被处以死刑。
选自《人力资源报》201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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