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夏，我公司出口到俄罗斯赤塔市一火车皮啤酒，因事先就知晓雇不到装卸工，就让公司能离开的人员都力、了护照随火车赶到赤塔。大家都是不怎么干体力活的人，一车皮（50吨）啤酒卸了一整天，累得要死。当晚为犒劳大家，我们买了俄国力道斯（很粗壮的一种肉肠），又拿出自带的熟食，喝酒到很晚才结束。第二天，给每人发了些零用卢布，多数人是第一次出国，便兴致勃勃地去逛街了。
近中午时，我正打算吃点东西，突然响起猛烈的敲门声，还分明听见敲门人用俄语讲着“欧尼克斯”（生意伙伴的公司）字眼，甚至还一个单音一个单音地喊着我的姓，我不禁警觉起来，打开录放机放大音量，又在房间使劲跺步，以造成人多的效果。我们住的这家小旅店没有电话，和外面联系不上。敲门声时紧时松，我挪来一张小桌顶在门上，这时才发现手心已出汗了，额头汗水也淌了下来。直到外面的人停止了敲门和喊叫，并且有走路声传来时，我这才像掉在水中挣扎求救忽见一救生圈一样，长出了一口气，赶紧走到窗户从二楼往下看，见到两人真的走了，其中一光头壮硕无比。
只几分钟路程，我便来到合作伙伴欧尼克斯公司办公室。邓先生和付先生听完我的讲述，很觉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你们的住处呢？邓在国内最早供职于某通讯社，以后跳槽到一家部办报纸做广告发行处长，1989年后离职下海，自恃有俄语基础又赶上边贸热，便和付先生合伙在赤塔市办了这问公司，还雇了三个俄国人。一定是雇员中有人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邓先生一口京腔地猜测道。接着还告诉我，半小时前那两个人先到了这里，说是受上面指派来欧尼克斯公司要保护费的，每月要价人民币五万元。邓还价只出五千元，对方不答应，邓硬着头皮加了五千，对方还是咬住五万元不松口，还要求一次付清全年的。邓已到俄近两年了，业务还未开展起来，根本不可能拿出60万。一定是见邓未答应，两人便去找我们了。两人离开邓办公室时丢下一句话，三天后上午十时还会来。他们一定从某个渠道知道了我们刚刚过来的一车皮啤酒，我对邓这样讲。
我们在一间关了门的房间做出最终的决定：报案。
我开始后悔下海了。我是被推下海的。
我1980年从农场回到哈尔滨，先在一工厂做秘书，因常发表文章，以后以集体编制身份到省外经贸厅做秘书，还兼做报社记者。后又在厅对外经贸研究所做年鉴
年初，厅机关服务公司召开全年工作布置大会，下属几个公司经理接了聘书，会后一个公司经理交回聘书，讲承包指标恐难完成，此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一位党委副书记找到我（当时我做办公室主任）让我接手。以前在农场做了几年初中语文老师，后来也常写东西，十几年几乎都与文字打交道了，哪会经商呀？我当时面对领导劝说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当晚九点多，公司一把手段某电话打到家里，让我去他家。路上我想了不少推脱理由。落座以后，段为我泡了一杯茶，以兄长口气讲了我下海的优势，什么在机关做过有人脉呀；什么会写文章的人有很多都下海成功了；什么总公司会全力支持啦，最后讲的话让我彻底被说服了，他讲那人撂挑子让他这个老总难堪，你走马上任就是帮大哥挽回面子。又讲你大姐在俄国，可以通过她做边境贸易。为表示对我的信任，段还让我物色办公室主任。
在全民经商年代，我得以披上商人的外衣。
到任后不久，一位专业进出口公司的科长（和我很熟）从满洲里回来，带给我一封信，正是以前办报时结识的邓先生写给我的。据捎信人讲，邓在满洲里一直在找黑龙江外贸的人，打听到我的情况，想与我合作经商。我决定去赤塔，因担心安全问题，向段提出要带总公司两名身体壮实的同事同行。当时黑龙江省对从事边境贸易的一路绿灯，护照很快办妥，身体检查只是走走形式。
在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的火车车厢里，尽管外面白雪茫茫，可车厢内热得不行。列车员是位上了年岁的妈达姆（上年岁女人），她把正常提供给旅客的床单当作额外收入的工具，笑容可掬地和你要“人民币”，这三个字说得准确极啦。我在一车站站台上买了饺子，是当时居民特意为中国人包的，一吃竟是土豆泥馅的，可让人大开了眼界。
到赤塔当天，邓先生付先生携下属在俄式餐厅为我们接风，邓付二人的欧尼克斯公司租借一学校房间做办公室，他们和校长关系很好，校长特意指派两名女教师坐陪。我随员中一人号称有“鲁智深”的酒量，可在两位漂亮女教师和三位欧尼克斯公司雇员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人家喝伏特加（65度）一口一杯（3两多），然后喝一杯自来水，一瓶酒下肚不动声色。我们在国内喝的都是当时时兴的低度酒，哪见过这种阵势，一瓶烈酒下肚，便甘拜下风了。一顿在国内看来并不算丰盛的接风宴竟用掉折合人民币五千元的卢布。
我做的第一笔生意是从俄进口两大卡车盘圆，货到满洲里便被买走，挣了笔小钱。我明白，这是邓先生送给我的“见面礼”。可哪里会想到，做生意还要和“克格勃”打交道。
二
被敲诈的第二天，邓先生带着我们的翻译去内务部报案，我从不想和警察打交道，更不愿意去那个地方。翻译回来讲，内务部官员作了笔录，她代我讲的情况也代我在笔录上签了字。我急于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翻译告诉我们对方让我们明天正常工作，他们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次日一早我就到了办公室，大家都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状况，付先生甚至说，前天隐约看见“光头”腰间有枪。邓先生马上阻止他不要讲下去。付先生的这句话，让我紧张的心又紧了一下。我时不时地看着那块只有几元钱的电子表，怕快怕慢的，五味杂陈。在前天分析时，邓就无意说了句，黑社会有可能就在欧尼克斯挂靠代理的那家赤塔很大的公司里。之前我就知道，邓的公司没有黑金属进出口权，必须委托当地有经营权的公司，邓把货交到这家公司，由他们去运作，交一笔可观的费用那是必须的，那家大公司在海关、商检、动植物检疫乃至公路铁路都有自己人。
我喝着的花茶好像少了香气，—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努力平复紧张的情绪，也无可奈何地想着很多如果如果。
九时四十分，敲门声骤然响起，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不知马上出现的会是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邓先生去开门，他用俄语说“兹得拉斯维结”（你好）。进来的两人经邓介绍，和我握了手，也说了句你好，便大致看了办公室和三个房间，边看边说着什么，最后返回办公室。—人从包中拿出两样东西，是比当时国内流行的长方形录音机小一点的录音机，一个放到公文排列夹下面，另一个起初放到办公桌下面，另一人摇摇头认为不妥，弯腰取出来，放到文件柜上面了。最后放的人和邓讲话时，翻译讲给我听，不等邓讲，我已和翻译还有一个同事，走进一个房间，内务部的人也进了另一房间。一切都是那么的井井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