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念真
我出生在一个矿区,是煤矿、金矿的矿区,金矿没有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挖煤矿。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在早期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还没有很好的时候,矿区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我们那个矿区是制造孤儿跟制造寡妇的。
我很怕故乡的冬天,很多雾,冷冷地坐在学校上课,一听到矿务所敲紧急钟,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开始广播几号矿出事,假设你爸爸刚好也是在那个坑,我在教室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拼命祈祷,不要是我爸爸,不要是我爸爸。可能外面还在叫,我们还是默默地在上课,老师也会故意把窗户关起来,怕受影响。等一下就有一个老太太,很会办丧事的一个老太太,那感觉就像一个死神,她喜欢穿黑衣服,头发就绑在后面,从雾里面穿过来,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我就祈祷,不要叫我。然后她叫某个小孩的名字,说“阿中,来接你爸爸回家”——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收书包,开始哭,出去,全场安静——那样的画面永生难忘。那你当然会觉得不是我,有一种庆幸,可是你下课马上就会往坑口跑,所有人已经开始受不了了,你可以想象那种场面吗?小孩子跪在前面开始烧纸钱,一堆人哭,大家讨论怎么弄后事,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很多个,你在哭的不是因为他父亲的过世或是人的死亡,而是再过几天这个同学就不会再跟我们一起上课了,因为他可能就要去投靠亲戚,甚至去城市里面当童工。
那样一个矿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危险,每个人都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人跟人学会一件事情叫互助。村子里如果刮台风,屋子被掀掉,第一个修的肯定是寡妇家,大家都去帮忙。因为家里没有男人。虽然那里的生活很辛苦,但会珍惜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每次看到都很感动,觉得我们那个村庄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穷但是非常完美社会的缩影。在那个村庄,基本上没有谁是李先生、王先生,不是阿伯,就是叔叔、阿公,女生不是阿姨,就是姑姑、就是阿嬷。
小孩子端一碗饭,就可以全村吃遍,但是同样你只要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打3次。我有一天只是在路上转弯处小便,伯伯过来,看到就一推我,说:“你怎么在路上小便,女生如果看到多难看!”我那时候只是小学二三年级而已,就被打了一次。然后事隔半年之后,有一天那个阿伯跟我爸爸在树下聊天,看我走过去忽然间想起来了,说这个小孩有一次在路边小便,我打过他一次。我爸爸就说,过来。然后啪啪啪,又一次。事隔一年之后,一次他太太去洗衣服,碰到我妈妈,她突然间又想到了:“我听我先生说,有一天那个谁啊就在路边小便,我先生打过他。”回来我妈妈二话不说,竹子一拿就是啪啪啪打。
那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的丧事,大家是真心地悲伤着;你的喜事,大家是真心地替你开心。年轻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这样一种情感,就会期待走到哪里都遇见这样的人,希望你所处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可在城市工作,发觉不是,在台北,人跟人对面不认识,楼上楼下不认识。那种防备、不信任,很诡异,我无法理解这样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