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课了，我们都上了床。老师说“开始吧？”他也上了床。我们住在上海北郊的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里，木头的双层床，四个学生，一位老师。为了制造一些神秘的气氛，有人扯了一下开关线，本来就黯淡的灯泡就此灭了。那时的市郊，晚上漆黑一片，也静得出奇。有人抽烟，看不到烟头的明灭，只见到墙上一红一暗，有节奏的光亮和幽淡。
老师带着诸暨口音的叙说，从远古的人类的劳动开始。人们在生产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审美这一精神活动也就产生了。
——这是一堂美学课。
“文革”末期，我们就读的是一个“教师培训班”。我们这个班都是知青，一半来自天南海北，一半来自上海郊区。那时候的“上海师范大学”，是在革命的浪潮中，由五所高校合并而成，授课老师一半是师院的，一半是华师大的。难为了老师们，他们如何将知青速成为教师？总共13个月的培训，却有六次“开门办学”。那时候的大学，被宣传画所刻画的是炼钢炉的火花，造船厂的焊花，黄浦江的浪花，师生于工农兵之中席地而坐，或是高举拳头发出愤怒的呼喊，或是侧头沉思，激昂批判，指点江山。那时候，我们和农村的孩子一起编过新民歌，和丝织厂的工人一起批判宋江。至于中外文学史，文艺理论等等，薄薄的讲义只是说明那只是阶级斗争以外的“副科”。
老师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也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他只是跟着我们去的郊区实习。那时候觉得这位老师特别神奇，他教的美学，早就被称之为“伪科学”。而美学家，似乎就是那种自以为神秘高贵的人，都是那些用食指和中指支着下巴，和诗人一样斜眼看别人作品的文艺贵族。况且“时代的美”在革命年代成为了一种定势：譬如一个人，无论男女，一律红脸膛，粗大的手脚，魁伟的身材，豪放的性格，忠诚而且坚定……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
穿着灰色中山装的老师和我们一起端着饭盆在农村学生的叽叽喳喳中一言不发排队买饭。旋开老式的钢笔帽，用那支旧笔，一字一句修改同学的教案。他似乎一直没有机会在桌子椅子齐整的“旧课堂”中，给我们上过课。短期的下乡很快就要结束。于是，禁不住神秘的诱惑，我们几个请他讲一课美学，当然，是“无产阶级的美学”，不是那种资产阶级“无病呻吟”。他欣然同意，不过只答应在小范围中。为了不惊动其他人，授课就在宿舍里。
老师那时候四十出头，我们被下乡耽误，此时已经二十五六。相信老师知道我们那些年里，除了生吞活剥地读过毛著和马列六本书，几乎没有共同的知识底本。而且他也知道，那时候的每一次“学习高潮”，都不过是因为运动需要，预设了结论，立竿见影。因此，从学者的角度看来，那还不是读书，起码睡在双层床上的我们几个，并不知道马克思也谈论美学。
他说得非常浅显，非常明白。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讲课是师范大学的学问风度。教师天然是为了让人知道什么，学会什么，绝对不是为了炫耀学问。这一堂课，就如亮光下的一碗清水，底部的瓷釉纤毫毕现。师范的教授的座右铭是：能够端出一碗水的老师，自己必须备好满满的一桶水。也是后来才知道，老师完成了中文系的学业之后，为了走上美学讲台，整整五年，一直跟着美学大家冯契和蒋孔阳学习。
差不多两个小时，浓缩了美学在东方和西方数千年中的经历。老师说，这些仅仅是皮毛，美学不仅是理论，而且还是实践。今后当教师，知道一些美学，是为了育人，让学生具有美好的内外形象。
如今，唯一可以在当年的同学中得意的是，我该是听到最后的学生。
烟头早已熄灭，老师听得见同学微微的鼾声。可是一堂课没有结束，讲课就不会草草收场。在大教室里面必须弘扬的师德，在这一间小屋中亦不会改变。
我们回校之后，老师就去别的班级上课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师生之缘还有后文。等到我们学习期满的时候，老师来找我了。
他说，他本来希望将我留校，努力过，不过没有成功。也曾想过联系某个出版单位，也没有成功。我说我早就明白生活的坎坷，不会有太高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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