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蔻蔻梁
在报社8年，只要老大走进办公室说，要派人去某某地方，我一定直接跳起来说，我去！有一天刚从马来西亚出差回到办公室，行李箱还放在脚边，老大进来问：“有个去可可西里的采访，谁有时间？”“我去！”我又跳起来。老大白了我一眼，说：“疯了。”那时候，我把出差等同于旅行。
那些“苦难记忆”
我从小是个乖孩子，在家长的引导下，刻苦学习，认真读书，学习各种乐器和才艺，非名校不考，考上了还非得争取名列前茅。工作以后就是考证狂，有事没事，无论是否出国，GRE、GMAT一个不落，还不知道日后到底怎么发展，MBA先考一个放在那里再说。乖乖存钱，好好供房，一切好孩子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成功，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紧箍咒。
于是，很自然地，我在报社用的完全是拼命三郎式的做法。做了一年半记者，就做了
报社讨论大选题策划案的前一天，我在做版间隙上洗手间，发现有血迹，没在意；再去，依然有血迹；第三次，开始剧痛。把版面做完，交给老大，淡定地说：“尿血，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去了医院，取样的时候一管尿液已经是深褐色，化验单上密密麻麻的加号。医生倒吸一口冷气，说：“都到这份儿上了你才来，你真能忍啊！”结论是急性膀胱炎。猛吊几瓶药水，过程中种种煎熬自不必多说，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每次上厕所都宛如酷刑。
五斗米，折腰还是不折？
身体问题终于在2009年集中爆发。我在去广州轮岗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四肢抽搐，全身疼痛，口吐白沫，直到昏厥。一切都毫无征兆。全身检查，医生最后的结论是除了一系列病症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疲劳过度、精神焦虑、心脾两虚。
出院我就递交了辞职申请。报社领导很惊讶，他们批准我停薪留职半年，好好休养身体。能享受这样条件的人，我在报社8年，也没听说过几个。很深厚的情谊，我知道。
我先去欧洲玩了3个月。在欧洲除了旅行以外，我圆了自己小时候当科学家的梦。我探访了在瑞士的科学实验室，看科学家工作、生活，了解他们的项目，学习知识。我在小镇上简单地生活，买菜、做饭、写字、散步。
回来以后，大家都以为，在欧洲玩了3个月，身心都休整好了吧，该回去上班了，位置留着呢。好多人找我谈心，包括劝诫我要珍惜大好前途，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多险恶。有人告诉我不工作的日子有多么空虚无聊，有人告诉我每个月没有固定工资的日子是多么惶恐，社保怎么办？医保怎么办？一堆问题。
很多个夜晚都在做心理斗争，不是没有动摇过，不是没有恐慌过。我甚至收藏了好多投稿的网页和电话，为日后做自由撰稿人做好准备。
还有3个月的思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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