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豪宅被政府征用，我迁入香山路一个法式公寓。当时我在豪宅所住房间的家具是可以全部带走的，但我只选择了其中一样，就是那张我已经使用了整整十年，对之有深厚感情的红木写字台。下一年，我任职的美国影片公司驻上海公司宣告解散，我就坐在它前面开始我的单干翻译生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翻译了好几部从英译本转译的前苏联小说。
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我和妻子张芝也难逃一劫，我们被迫从一楼搬到三楼，与另一户人家合住，居住面积缩小了一半。书房很小，从一头到另一头只有四步路（值得一提的是，赵丽宏80年代后期也在这个公寓住过几年，与我贴邻，我住三楼六室，他住三楼五室，书房同样大小，“四步斋”因而得名）。大红木写字台实在放不下，只得把它以低得不能想象的价格卖给旧货店，姑父母留下的唯一的珍贵遗物就此失落人间，这是我心中永远不能消除的痛。由于“文革”期间文化界一片荒漠，翻译工作全部停顿，书桌对我已不再是个大问题，偶然要动笔写点什么，就在原来人家留下的一块裁衣用的铺板上将就一下，十年光阴就这么白白流逝了。
“四人帮”打倒后，春回大地，我的翻译工作进入了新的高潮，书桌就成为当务之急。由于那块裁衣用的铺板面积大，放得下我翻译用的各种辞典、书籍、稿纸，还有我永远不离身的咖啡器具，暂时把它当书桌用一下倒也合适。不料，这一用就是十多年。小铺板派了大用场，在我为商务印书馆翻译、校订的16部西方学术名著中，最重要的几种，如《潘恩集》《林肯集》《杰斐逊集》，都是在这样一张不成其为书桌的书桌上完成的。联想到德高望重的巴金老人曾经在缝纫机上写他的不朽的《随想录》，我在铺板上译书实在不算什么。
年，为了张芝上班便利，我们老两口从已经居住了40年的香山路小公寓迁至南江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宿舍，房子更小，只有一室一厅，书房就设在狭窄得转不过身来的阳台里，书桌当然也小得可怜，是最最简陋单薄，只有当中一个大抽屉的那种，稍一不慎，桌上的东西就会碰落地上。但就是在这样捉襟见肘的环境里，我照样笔耕不辍，除了继续致力于学术著作的翻译外，为了增加稿费收入，还另辟蹊径，搞起相对轻松的儿童文学来。我白天译小人书，晚上译老人书，虽然辛苦，但感觉良好。那个时候，张芝在人民电台白天播《百灵鸟》少儿节目，晚上播《老年广场》老人节目，我们俩一个用嘴，一个用笔，同样为一老一小服务，真是太巧太有意思了。
本世纪初，经过多年节攒筹措，我们老两口一迁再迁，终于迁进一套比较称心如意的房子，书房宽敞明亮，书桌也用上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造型优美、做工考究、中看中用的新式大书桌。我心想这下好了，可以舒舒坦坦坐在新书桌前再译它个十年八年，然后美滋滋地退休，过起隐士生活。但是天不遂人愿，在绞尽脑汁为商务译出最后一部70万字我不熟悉的法律著作后，大概是长期伏案用脑过度（用眼同样过度），我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在脑疾、腿疾、特别是最扰人的眼疾三面夹击下，我译书直到90岁的美梦破灭了，我不得不万般无奈地放下手中那支已握了大半个世纪的笔，与我视若第二生命的翻译事业彻底告别。我成了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室内老人”。但是书桌对于一个文化人实在太重要了，离开书桌，就等于婴儿离开母亲的乳头，花儿离开温暖的太阳。黄宗江在85岁时撰文说他在此岸尚有一段未了情，就是还想与话剧界诸老友合演一出契诃夫的独幕剧《天鹅之歌》（此剧叙述一老演员午夜走上空无一人的舞台，由老友提词朗诵莎士比亚，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冷清相映照，立意悲凉深切）。89岁的我在此岸也有一段未了情，就是我在新书桌前还没有坐够，还想多坐些时日，多享受一点书桌带给我的快乐。我毕生从事翻译，为他人作嫁衣裳，如今迟暮之年，病残之躯，犹想鼓起余勇，搞点自己的创作，找点乐儿。虽然小人物写不出大文章，但借此口实，每天能在书桌前坐上一两个小时，摸摸光滑如镜的桌面，看看窗外风景，想想人间情暖，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于我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