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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1/4世纪了。在这二十四五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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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阎连科

每每想起我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少年期,读小学。学校在镇上,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会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枕头的苇席下,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上百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每天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钱,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大胆起来,会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打我和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厉声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仍然说没有,父亲就在我脸上打了一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时,父亲便更为狠力地朝我脸掴起耳光来。记不得父亲统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下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到了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等他再扭头回来时,我们都看见他眼里含了泪。

第二次,仍是在我10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日,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待人家走了后,父亲把大门闩上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后,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有偷,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父亲却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看着窗外的夜色和月光。看了一会儿他就出去了。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地坐着没有动。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是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越过10岁,也许已经十几岁,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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