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冰
廖老伯就是廖国松先生。诗人唐亚平生了孩子，跟着孩子叫他“老伯”，我们也这么叫，久了，渐渐成为绰号。他年轻时写诗，笔名“戈梅”，“文革”后复出，改为“梅翁”。后来改写小说，仍署“梅翁”。我父亲当头棒喝：“霉翁、霉翁，你还打算霉到啥时候？”他一生坎坷，所以我父亲这样说。他恍然大悟，决定改笔名，想来想去，干脆就用了“老伯”二字，只是将叔伯之“伯”改为松柏之“柏”，“老柏”，大约是说享不了福，就争取活长点吧的意思。
老伯的父亲是前国民党黄埔系将领，民国时期曾当过贵州某地区专员，有政声，能诗文，属“儒将”一类，后在“镇反”时被处决。老伯一生命运波诡，都跟这些事有关系。
老伯长相极为威武，一脸剑拔弩张的络腮胡，说话咬牙切齿，加上眼神锋利，不时恨来恨去，所以我小时候很怕他。记得他和我父亲认识不久，带他三岁的儿子小虎子来访，进门就要我们看他如何“操练小虎子”。立正！稍息！敬礼！他顺序猛喝。小虎子依次照做，一丝不苟。他扬声大笑，神情得意。那时小虎子漂亮得像个女孩子，整个过程满眼惶恐，身体僵直，我当时还是个少年，在一旁看得不忍起来，觉得这个大胡子实在可恨兼可怕。后来才知道，不独孩子怕他，许多年轻作者第一次见他，事后说起，也没有不怕的。他是《花溪》月刊的副主编，有作者上门请教，他闷声不响坐着翻稿子，翻着翻着，冷不丁就抬头猛剐人家一眼，然后又低头继续翻，如此反复，那作者心头发虚，渐渐不自在起来，觉得廖老师像在拿他的稿子对他的脸，两者似乎都不满意。
但成年之后，和廖老伯交往日多，慢慢发现他实则是个纸老虎，远不似看上去那样凶恶。他饭量小、气力小，与他的模样大相径庭，我曾和他掰手腕，抡得他风车也似的转。他还是个感情丰富细腻到几近脆弱的人，更是与他的模样背道而驰。某年开笔会，大家唱卡拉OK，他开始兴致很高，待有人唱了一曲男女对唱的《萍聚》之后，他突然沉默起来，情绪低落的样子。我问他怎么了，他勉强说一句：嘿，这首歌搞得老子心头有点不好过。我嘲笑他，说这么俗气的歌，你倒还挺有感觉。他不吭声。我事后估摸，那首歌可能触动了他的哪段情缘吧？回到贵阳，我还专买了一张有《萍聚》的歌碟送他。另一次，我在办公室给母亲打电话，挂断后，他在一旁突然感慨：唉，你还有妈喊，我想喊都没人喽……
不知是不是所谓“相随心变”，我后来仔细观察老伯的相貌神情，竟看出许多相互矛盾的并置，比如威猛之外的文秀，粗粝之下的细致……等等。
一旦识破老伯真面目，我就开始“欺负”起他来。他耳朵背，某次又是开笔会，坐船游湖，主方在甲板上安排有民族歌舞表演，尚未开始，我与他在人群外，看不见里面情形，于是我故意皱眉，说这歌唱得一点不好。他侧耳聆听，频频点头，说：嗯，是不好。我笑起来，说老伯，别装了，人家还没开始呢。黄永玉曾写过一则笑话，说两个聋子周末邂逅，互打招呼，甲说：钓鱼啊？乙说：不是，是钓鱼。甲又说：哦，还以为是钓鱼呢。读后记在心里，心想哪天找老伯验证一下。之后几个月，去老伯家玩，他没在，说是逛花鸟市场去了。十多分钟后，见他提两扇旧花窗远远过来，待他走到不远不近，我放声问：老伯，买花窗啊？他果然说：没啊，我买花窗。我于是自语：哦，还以为买花窗呢。说完，我大笑，他懵懂不觉，走近了，还怒目呵斥，你一个人笑什么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