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

时间:2015-06-17 05:33:24 

重新审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号称“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进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标志,如今闻名遐迩,似乎妇孺皆知。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中国通向中亚及其以西地区的商贸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可是,我们翻读中国历史文献,对于“丝绸之路”这样的浪漫字眼,实在缺少真实感觉。因为,史书上有的只是“胡商”、“商胡”、“胡姬”、“绢马贸易”之类的文字。

这并不完全是中国史家的疏忽,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这一端与那一端,其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对于中国来说,它只是边疆互市贸易的一部分。

200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初衷,是奉汉武帝之命,前往联络军事盟友大月氏。他顺便发现存在一条西南丝绸之路,即从四川经印度到中亚的贸易通道。返回长安后,当他再次出使西域时,带了许多使节,许多物品。这一次,他也不是去做生意的,而是去宣扬国威,作外交联络的。所带商品或赠与,或交易,只是政治外交的铺路石。此后,汉武帝招募民间探险家出使西域者,准许用官府的身份,从事民间交易。

从西汉到东汉,中国在西域地区设置都护府之类的军政机构,成为保障丝路贸易安全的护身符。汉武帝以后,中外贸易主要表现为一种边境贸易。有一本叫《洛阳伽蓝记》的书,记载北魏时期的洛阳,“商胡客贩,日奔塞下”。许多外商来华后,定居下来,行商变成了坐贾,“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些侨居商人,带来的稀有物品,换取的是中国的丝绸,贩运到西方。隋炀帝曾经在西部张掖和京都洛阳举行盛大的商品博览会,招徕西域客商,其政治外交目的大于经贸目的。

贞观时期,唐太宗平东突厥、平高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他对来自中亚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于贸易物品的规格和价格管理,井井有条,就是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当地居民是不可能有如此大量需求的。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今北京地区)做互市牙郎,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是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即《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说的“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中国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换言之,中国周边这种贸易体系,乃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因此,周边的羁縻府州或者朝贡体系,不仅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是丝绸之路得以推进的必要前提。影响丝路畅达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商品价格,不是商品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中国边疆地域及其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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