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仍然不无启发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号称“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进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标志，如今闻名遐迩，似乎妇孺皆知。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中国通向中亚及其以西地区的商贸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可是，我们翻读中国历史文献，对于“丝绸之路”这样的浪漫字眼，实在缺少真实感觉。因为，史书上有的只是“胡商”、“商胡”、“胡姬”、“绢马贸易”之类的文字。
这并不完全是中国史家的疏忽，而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这一端与那一端，其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是西域商人。对于中国来说，它只是边疆互市贸易的一部分。
2000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初衷，是奉汉武帝之命，前往联络军事盟友大月氏。他顺便发现存在一条西南丝绸之路，即从四川经印度到中亚的贸易通道。返回长安后，当他再次出使西域时，带了许多使节，许多物品。这一次，他也不是去做生意的，而是去宣扬国威，作外交联络的。所带商品或赠与，或交易，只是政治外交的铺路石。此后，汉武帝招募民间探险家出使西域者，准许用官府的身份，从事民间交易。
从西汉到东汉，中国在西域地区设置都护府之类的军政机构，成为保障丝路贸易安全的护身符。汉武帝以后，中外贸易主要表现为一种边境贸易。有一本叫《洛阳伽蓝记》的书，记载北魏时期的洛阳，“商胡客贩，日奔塞下”。许多外商来华后，定居下来，行商变成了坐贾，“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些侨居商人，带来的稀有物品，换取的是中国的丝绸，贩运到西方。隋炀帝曾经在西部张掖和京都洛阳举行盛大的商品博览会，招徕西域客商，其政治外交目的大于经贸目的。
贞观时期，唐太宗平东突厥、平高昌，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他对来自中亚的使者（他们关心的大约正是贸易）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于是，“诸胡大悦”。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对于贸易物品的规格和价格管理，井井有条，就是适应边境贸易的外商而订，当地居民是不可能有如此大量需求的。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管理商贸活动的“互市监”，安禄山和史思明最早在幽州（今北京地区）做互市牙郎，就是做这项工作的。他们通“六蕃语”，与外商谈生意有优势。边贸开市，“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边境节度使热衷于边贸，是因为这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而这笔收入，中央政府是把它计算在边军经费开支中的，即《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说的“税西域商胡以供四镇，出北道者纳赋轮台”。
中国历史上的边贸，与中国周边羁縻府州体制以及朝贡体系建设，密不可分。换言之，中国周边这种贸易体系，乃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只有周边政治安全之时，边疆的丝绸贸易及其他相关贸易才能正常进行;另一个是，只有政治上有互信，中国政府才愿意与之进行此种贸易。因此，周边的羁縻府州或者朝贡体系，不仅是保障中国政治安全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对外发生经济联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是丝绸之路得以推进的必要前提。影响丝路畅达与否的关键因素，不是商品价格，不是商品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中国边疆地域及其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关系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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