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晚是要回中国去的”。
在非洲，我见到的大部分中国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蹦出这句话。这种意识决定了他们的存在都是以赚快钱为基点的。除了参与公路水坝石油电站通信网络这些长期项目的中国管理人员，其他大部分都凑合着过，不在乎当地的环境如何改变，政治气候如何，文化是怎样，他们吃着专门供应中资机构的中国农场种出来的蔬菜，中国厨师做的饭，看着网络上的中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住在非洲的中国村里，甚至工资都是从国内直接发到家属的账户里。
和那些在北美和欧洲扎下根的中国人不同，很少非洲的中国移民会把这里当故乡，即便他们中的许多都已经在非洲呆了超过七八年以上，还有的甚至买了地娶了当地老婆，或是儿女也在非洲生活，这里仍然只是赚钱的地方。他们热爱“山高皇帝远”的无政府主义生活，那些中国在非洲建基地，派驻安全公司保护国企员工的新闻距离他们非常远，如果不是做着国企项目，他们深知在非洲，只有靠自己。
但这种靠自己，和在短期内赚快钱的出发点，却让他们开始像野生世界里的动物一样思考。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寻找着任何一个快速致富的机会，期望最妥善的加以利用。
我曾经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郊区采访过一个中国的农民，他不远千里从江苏去到那个一天最高气温可以去到52摄氏度的地方，包下了一大片农地开始种田。尼罗河边有着全地球最丰饶的土地，当地人却不会务农。结果这聪明的中国农民没有挑选当地人，反而跑到附近一个达尔富尔难民居住的地方挑了3个瘦骨嶙峋的难民。
两年之后，难民逐渐长胖长壮，并在中国农民手把手的教授下，成了一把务农的好手，在他们的农场里，我看到各式各样玲珑的瓜果在酷阳下闪着诱人的光芒。而脱离农田的中国农民再次发挥聪明才智，在农地旁边挖了一个大而深的洞，把它变成了一个卡车都可以开得进去的地窖。他利用非洲的夜晚地底温度低的特点，配合两个制冷器，硬生生把这地窖改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冰箱。蔬果留一半卖一半，旱季农业荒疏的时候，剩下那一半拿出来高价卖，谁都知道他卖得贵，但谁都来买，而且愿意跟他有长远的合作。他的案例在中国商务参赞那儿甚至成了中国人帮助达尔富尔致富的楷模，而他雇请的难民，收的工资远没有当地人高，住在田边黑漆漆的土房里，却真心实意地对他感恩戴德，而且心怀着远大的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达尔富尔和平了，他也要回去开一个这样的农场。
这个中国农民在跟我的谈话中，也说着“早晚是要回去的”之类，但缺少那些国企职员背后天然的依靠，让他更具有危机意识和相对公平意识。比如他对雇员很好，不克扣他们的工资，帮他们每一个人把钱存进账户里，因为他知道不这么做，可能会有一把刀在黑夜里抵在他的脖子上。再比如他不像其他那些中资大企业雇员那样，去了非洲几年也只会很少几个单词，他跟着农场周边的村庄打交道学会了阿拉伯语，在教达尔富尔农民的过程中甚至学会了富尔语，这样他就知道周围环境里发生了什么事，在察言观色中他看到哪些人可能对他有敌意，应该用什么手段摆平。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他可能不懂太多，但生存需要什么，他就非常配合地去寻找或是提供什么。相对奇奇尼亚的姑娘，他是一种更强大的动物，而他知道要维持这种强大，需要付出对等的代价。
创新还是顺从？
事实上，达尔文对物种起源和进化的猜想正因为缺乏证据而遭遇空前的挑战。
达尔文认为进化中的自然选择需要依靠极度微小并对生物有利的遗传改变，长期不断的累积才能发挥作用，而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因此进化树的意思是，位于根部低端的是低等物种，高处的树枝才是那些高端的物种。但考古学却从来没发现过介乎于低等物种向高等物种转换过程中的中间生物化石。甚至连大家公认的“人类祖先”露西，都曾被鉴定成一种已经绝种的猿，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跟当今的人类没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