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城市越巨大，越难以进入，越不容易体面地生存，人们的希望就越强韧，斗志愈炽。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社会合力。
6月24日凌晨3点，一脸惶惑的张琴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前，站在队伍的末尾。一共有两条队列，前面都已有五六十人，她选择了右侧那条。
她小心翼翼地问前面一位东北口音的女子：“这个点来还能挂上号吗？”
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像她一样忐忑。在这个各种优质资源强烈集聚与极度紧张并存的巨大都市，有太多无法确定的事情，近如挂号，远如前途。
“来得有点晚了！”旁边一个光头的号贩子接了她的茬儿，张琴惶恐地望过去，看到了他脖子上跟小指头一般粗的黄金项链。
时间的早和晚，在这里意义也变得不确切。
早晚
6月20日，端午节的晚上，一个年轻人的QQ群里张罗了一次聚会，十几个年轻男女商定要“早点到”，所以晚上11时左右，人们陆续在KTV门口的花坛边会面了，此时里面的消费者已经开始一拨拨地离开。
他们坐在台阶上、花坛沿上一直等。等时针迈过零点，一个中房包间3小时使用权的租赁价格，就会从600元左右跌到100多元，还赠送一打燕京啤酒。
来得太“早”，所以人们起初热情地聊天，后来话就慢慢少了。
籍贯河北衡水的22岁小伙子赵小勇，开始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中南海香烟。他们彼此之间并不那么熟悉，只是在繁忙而单调的工作状态下，加入一个群一起出来活动，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形式，以此确认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存在，以及和这个城市的联系。小勇说，多和别人交流，说不定有更好的事业机会。心照不宣的AA制付账方式，降低了社交成本。
小勇在西城区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月薪4000元左右。这次社交活动显然达到了他见识更多机会的目的：一同抽烟的一个男孩，年纪比小勇还小一点，每个月能拿到六七千元。他是个装修工，擅长贴瓷砖，小勇说，有机会要跟着他学一学。
0时终于到来，人群的精力一下子又回来了。包房里充耳是欢快的歌声，原本因彼此不熟悉气氛还有些拘谨，随着一篮子啤酒被送进来，酒精融化了僵硬。
“我第一次来儿童医院挂号。”张琴听了号贩子的话之后，终于无法控制一直努力压抑的焦虑，“同仁医院我去看过，人比这里还多。第一天我凌晨2点去，排了一个晚上没挂上，第二天提前到12点去，才挂上了。”
光头号贩子说，挂号没有不费劲的。“这是北京儿童医院，全国它排第一名，全国第一！你是挂哪个科的专家号啊？”
张琴说是血液科，还把手上的资料递过去。那是用手机拍照后打印出来的检查单，宁夏固原市一个8个月大的孩子的血象数据。指标后面画着七八个向上、向下的箭头，标示着孩子面临的危险。孩子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正从宁夏赶过来，张琴在北京工作，先来帮忙挂号。
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看病的，多是外地人。正如号贩子所说，北京许多大医院在国人眼中都是“最高人民医院”，许多病只有他们能治，有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在这里得到恩赦，或者被再判一次死刑。他们往往从县到市到省，已经走过一个艰辛而漫长的流程，最后被建议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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