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摇滚受到偏见或许是高虎多年来最大的偏见。“很多老百姓觉得摇滚乐是个很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人会排斥摇滚乐呢，甚至惧怕，为什么呢，难道摇滚乐真的让人太有想法了吗？我不愿意做一个流水线的人生。”在各种过往的访谈里你都看到他在强调这点。这番听起来像针对偏见的纠正更像是寻求认可的呼喊，他觉得自己被疏离。它让人想起那个从三道杠到一道杠的高虎的不屑和争辩。“我以前可能希望别人主动接纳我，给我一个拥抱。”
几年前高虎就认为帮助大众了解摇滚的本质是“当务之急”，但他以及痛仰对“摇滚”的定义却越来越模糊。他说自己最早做音乐追求“最新的”、“跟世界同步的”，忽略了音乐表层下的东西。在歌迷指责他们不再愤怒时，他辩称过往生活的总结在最需要表达的时候表达过便够了，他不想让愤怒像商标一样贴在身上，“我需要表达最新的我。”
“新音乐产业观察”自媒体创办人陈贤江在《从痛仰看“穷摇一代”的致富路》中写道：21世纪前5年，可能是中国摇滚乐最艰难的5年。20世纪末，嚎叫、摩登天空、新蜂等年轻独立厂牌先后成立，为年轻乐队创造了更多签约的机会。但经过1997-1999年的小高潮之后，中国摇滚乐的市场并没有爆发，也没有再现1994的辉煌。
而所谓签约歌手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北京原创乐队在酒吧的演出价格极为低廉，一支原创乐队一晚上的出场费大约是100-200元，碰上生意不好的时候，出场费大约40-50元，（每人10元左右）连来回的路费都不够。即使出专辑，也不见得会有所好转。以‘舌头’为例，一张专辑摩登天空用5万块钱即可全部买断，录音费大约2万，剩下3万元6名乐手平分，每人才5000元钱，有些人连两年的债都还不清！”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在2000年的文章《中国摇滚–大众和个人的想象》中透露。
2005-2010年间，国内演出音乐节和livehouse的兴起挽救了诸多乐队。乐手们和音乐公司都意识到，现场演出或许是惟一出路。巡演成为一股流行风潮。2006年，高虎认为应该主动寻找机会，他给痛仰安排了一场游历五十多个城市的全国巡演。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劝他们别去，颠沛流离之下矛盾容易激化，很多乐队在巡演完就都解散了。但高虎认为应该抓住这次机会。当年二月二龙抬头这天，他们从北京798出发，一辆金杯车被塞得无处下脚，他们如战士般开始了这场苦行军。
“很多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孕育着一股暗流，就像一座活火山，在流动，这就是给人希望的东西。”高虎说，路上环境的恶劣超出了他的想象。“我当时想的是，打通摇滚乐的一条驼峰航线，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在这条巡演路上去生活。巡演完发现，你也可以演，但太累了，那是死磕了。其实我挺反对死磕的，太盲目。为什么不尝试一些更智慧的方式呢？”3个多月后，他们回到北京。乐队没有解散，但高虎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浮躁和失望。他觉得自己出了问题，却找不到病灶。
摇滚里的白居易
第二年他独自去了新疆，那是他10岁离开后再没回去过的地方。在英吉沙，高虎和两个当地的朋友在水库看了一宿的星星。他们把带荧光浮子的鱼钩放进水里。没鱼咬钩，便弹吉他喝酒唱歌。他曾以为到了空阔的地方就可以随心所欲，但他唱不出来。“心里有东西把自己给锁住了。”他说，也许是城市生活的封闭，不能影响他人的环境压抑了他的声音。“我原以为我在北京带来的浮躁的东西，到了那些地方全都可以放下，但其实不能完全做到。”
他觉得自己内心还是封闭着，却无药可解。他搭了辆油罐车去西藏，颠簸了3天4夜。途中只有无尽的山、无尽的夜，走一二百公里才能见到一辆车，他还遇到了永生难忘的沙暴。“虽然辛苦，但我在北京时的浮躁、喧嚣已经没有了，心已经沉淀下来了。又走尼泊尔到云南，我开始明白喊不喊得出来其实不重要，唱歌不是音量的问题。”
一路上他认识了很多人，他们真诚、友好，却并不了解高虎和他的摇滚音乐。呆在树村时他觉得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应该在听摇滚吧，他觉得自己真是个井底之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