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坦桑尼亚矿工儿子的广州梦
去年10月的某个傍晚，我第一次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足球场上见到了弗兰克。
“弗兰克”听起来平庸却略带洋气，其实并非他的本名。作为马赛人，弗兰克的真实名字吉尔菲德葛雷亚拉缔尔斯（音译）长且拗口，好几个卷舌音弹舌音被揉成一团，以至于在他重复了不下10次之后，我还是无力记住。对此，他只是潇洒地摆了摆肉乎乎的大厚手掌，说：“没关系(他说了中文)，everyone calls me Frank(每个人都叫我弗兰克)。”
那时我和同为实习生的李敏打算写一篇关于生活在广州的非洲人的报道，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游走着的黑色面孔实在多得让人费解。在现有的所有资料中，提及的人数大约为10～20万，却没有任何准确数据。
于是我们找了几个群体作为突破口，分别是石室教堂中的非洲天主教徒、大学城里的非洲留学生以及绿茵场上的业余非洲球队。弗兰克作为球队的主教练，自然成了我的主攻对象。
那日天黑得很晚，弗兰克的球队对阵韩国球队，毫不费劲就大获全胜，踢了个9比2。那些高挑精壮长腿翘臀的非洲小伙奔跑在射灯下，汗水热辣辣地顺着或棕黑或炭黑的皮肤滴洒在人造草皮上。弗兰克撇开腿站在场边，叉手看着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我抛去的问题，挑拣其中最无关痛痒的部分、滤掉哪怕捎带一丝打探性的提问，谨慎且敷衍。
对于他的提防，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这些在广州的非洲人，部分因为身份和签证问题，未必属于合法逗留于中国，弗兰克作为教练，自然有义务让队员们尽可能地远离各种麻烦。可是我的采访却只能以失败告终。球赛结束之后，他邀我一起去酒吧“小酌”，我拒绝了。我们站在亮起各样艳绿亮橘广告牌的街上礼貌而冷淡地道了别，各奔东西。
在回家的3号线地铁上，我想：这稿子怕是永无写成之日了。
可眼下我双脚站在坦桑尼亚马赛地区的洛特普斯村里的某座布马（用牛粪、秸秆和泥浆糊成的圆柱形垛子）前，抬头望被湖水颜色的天空染上几度浅蓝的憨厚白云，又低头看被风卷出漩涡的红土，感到有些眩晕。
这是弗兰克的老家。
在我来到马赛的半个月后，弗兰克带着整车的饼干、汽水和半塑料袋面值一万、百张一捆的捐赠给当地新建成小学的先令（当地货币，10000先令约等于5美金），荣归故里。
这次他回来是为了给即将80岁的老母亲庆生，也顺便给这所小学当一回特别来宾。在此之前他已经有6年没有回过家乡。混迹广州将近20年，对于马赛仍旧原始之至的生活方式，弗兰克是真不习惯了。
3天后，弗兰克驾着他的兰德酷路泽，准备又一次启程，离开家乡。
那个清晨，太阳还没有挣脱黑夜，一点微光映在他脸上。作为临别祝福，他伸出右手挨个抚过儿女们的头顶，看上去有些颓唐，声音低沉地说：“又要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回来总都呆不长……但你知道我是爱这个地方的，只不过从获得中国永久居住权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再也回不来了。”
生意
1998年，弗兰克三十而立，他穿山越海，来到广州。20世纪末的广州，市场经济就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样，让人迷醉又狂乱。弗兰克站在淘金路上，晕晕乎乎地盯着威严耸立的花园酒店和友谊商店，两个膝盖都在打颤。
那时他的体重还不到现在的三分之二，披着一套在老家好不容易搞到的、毫无剪裁可言的皱巴西装，却发现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穿着他从未见过的夹克和牛仔裤。
17年后，我和弗兰克在广州的第二次见面，便是约在这条街上，周围那些曾经是城市繁荣象征的建筑都已经显出了老态，弗兰克却活得愈发风生水起。啤酒肚加沙滩裤，宽大T恤上印着吼叫的老虎。他踢着人字拖，带我拐进了一家盘丝洞般的土耳其餐厅。
一坐下，老板就笑嘻嘻迎过来，弗兰克熟稔地点了桃子味的水烟和酒。他说自己爱酒，却并不太抽烟，水烟只是在应酬中东和印度客户时必备的一种手段，“但你难道不觉得这很浪漫吗？”他边说边把烟管从自己嘴里抽出，并递到我鼻尖底下。
看我摆手摇头，他不置可否地扯出一丝笑，耸了耸肩。
弗兰克接着打了几通电话，不到一刻钟，3个与他风格雷同的非洲中年男人就坐到了桌旁。
“采访？哈哈……采访什么？”他们饶有兴趣地把我打量了好几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