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不足两万字的篇幅，去写钱穆先生，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钱先生的学问实在太广大了。他在今日，更多的是以史学家身份被人讨论，然而史学家这种名堂，是近现代以来才盛行的概念，以此来概括他，并不恰当。事实上，史学只是钱先生学问的一部分。钱先生一生最服膺孔子，如果非要在他的名字之前冠上一个身份的话，那么用“儒者”是最恰当的。
对于钱先生的著作，我并不陌生。自我20岁起的这10年来，他的书给了我巨大的影响。阅读他的过程中，最先吸引我的，并不是他那广为人知的中国古代非专制论，而是他身上那种生命与学问浑然一体的气象，这让我想起宋儒所说的“变化气质”，如此境界，不是任何冷言冷语或插科打诨所能消解的。
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变化都太快了。自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求新求变的声音逐渐成主流，发展到后来，“革命”一度成了无与伦比的正确之词。如今，我们到了该回头看一看的时候了，已经有很多人去省察，然而这种省察的声音，我们听到的还是太少了。
钱先生很敏锐，他在这场大震动声势正烈的时候，就向时贤有所谏诤。当日军侵华、国难深重之时，他开始严厉批评当时菲薄传统、一意求新的风气。他的治学，并非只是在谈故实，而是在讨论一大段活泼而整体的人生，这段人生并不限于一己，而是扩及中国人这个大群。他并非教人向古人俯首称臣，而是以先贤的人生，来映照我们自己。他的著作能使人开阔胸襟、激奋心气，原因之一也在这里。在这一点上，那些以浩博材料、高言大句来炫耀人目的学者，是不能比的。
抗战时，钱先生奋力撰写《国史大纲》，存录中国的前言往行，同时激励国民的抗战士气；后来到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奠定了今日香港中文大学的基础；迁居台湾后，他在家中继续授课，直至1986年才结束公开讲学，这时他已经是91周岁了。孔子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几点，钱先生也做到了。他一生的行为，源于孔子、孟子、朱子对他的感召与启导，他的人生是充满活力的。如此用学问来浸润生命，自然与那些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不能同日而语。
做一个“传统人物”，而不是做“时代人物”，这是钱先生强调的精神。在他的论述中，传统人物能承先启后，例如宋代的二程、朱子，有师承又有开新，至今为人称论。而时代人物则注重开创性，受一时追捧，但往上没有学术传授，往下也没有人继踵，他们只是随着时代风气兴灭，譬如战国时的苏秦、张仪，以及汉代的公孙弘，尽管显赫一时，但时代一过就湮没不彰。
钱先生无疑是传统人物。从他的生命轨迹看，他是将自己放进孔子、孟子、朱子以来的序列中的。在钱先生身后，也将会有一些生命自觉进入这一序列当中，他们像前贤一样，将旧物发挥出新价值，使所在的时代变得更好。所谓的后圣君子，就在这里产生。
百年之前，一阵新风气或许可以吹布数年，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与讨论。如今的情况往往是，一阵风刚刚吹到，另一阵风又起，令人目不暇接。在繁多而剧烈的变化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变的东西，是我们应该去把握的？值得高兴的是，钱先生这位传统人物，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本刊记者 邹金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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