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陈建华是海外汉学界知名学者。前两年从香港科技大学退休后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担任讲席教授。他早年在复旦大学跟随章培恒研究古典文学，后来到哈佛大学李欧梵门下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明清文学、都市及大众文化等，主要著作有《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帝制末与世纪末》和《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等。
我和建华相识不算早，但此后就成为至交。1991年9月31日是我在美国UCLA上学的第一天。搬进寄宿的犹太老妇家才知道离学校很远，根本无法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上课。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同学刘昶把我介绍给刚来UCLA读博士的陈建华。我和建华素不相识，但他接到电话马上一口答应。到了建华家才知道，他们的住处也不宽裕，一家三口只有一室一厅。他的夫人是画家，所以客厅要兼作饭厅、画室和建华的书房。客厅的两面墙上整齐地堆放着装满各种中外书刊的牛奶箱，一直堆到天花板。我在客厅里打个地铺，总算解决了燃眉之急。第二天和建华一起去学校。下课后，我不想打搅他们一家的正常生活，留在图书馆直到深夜关门。谁知此时已经没有校车，只能走路回家，直到凌晨两点钟才摸到建华家。远远看到他家的灯光，原来他们夫妇俩一直没有睡觉，在焦急地等我。以后建华每天都和我同进同出，深怕我再迷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此恩此情终身难忘。
1994年，我离开美国的那个暑假，建华也跟李欧梵去哈佛继续念博士了。当时他已经47岁，且已有了一个复旦的博士学位，还要去做“老童生”。这在旁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建华的人生属于学问。他的学问根底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少有人能比肩。建华自青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精通英法日三国外语，既具丰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又深受西方文学熏陶，擅长灵活运用当代文学理论，开拓跨领域的研究视角，整合文字、影像等不同类型的研究素材，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研究课题进行宏阔精深的论述。李欧梵在为建华著作写的序文中曾特别提及其治学“汇文学与历史于一炉”的特点。
洛杉矶一别，我俩各奔东西，但仍有书信往返。只要我去美东，无论是顺路，还是绕道，总会去波士顿探访建华一家。眼看白发已经慢慢爬上了建华的两鬓，但他还在那里辛苦地过着学生生活，我心里总有一丝酸楚。但建华却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在哈佛学到的新东西，似乎其乐无穷。
2002年，建华从哈佛大学毕业来香港教书后，我们的来往更密切了，在一起时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我对他以往的历史了解不多。直到2006年《陈建华诗选》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我才知道原来他曾经是一位著名诗人。1960年代中期，“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战斗诗篇和革命文艺的红色海洋淹没了中国大地。陈建华这个青年锻工在上海的一个亭子间里却沉浸于内心憧憬与幻灭的冲突中，写下了一首首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诗篇。有评论家写道：“《陈建华诗选》的出版具有改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早在40年前，在红色口号诗铺天盖地的年代里，陈建华以诉诸内心晦暗的象征主义写作开创了当代中国现代主义诗的先河。这些埋没了数十年的诗作的问世，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滚滚洪流中的文化独行者形象。”
在那个年代，陈建华因诗得祸，被隔离审查后到一家船舶修理厂做工，成为“被改造对象”。他练就了一手锻工的绝活，能抡起十来磅的铁锤，360度挥舞手臂，朝铁砧锤打。但放工回家，他爬进那个伸不直腰的小阁楼，便进入了另一个人文世界，如饥似渴地读书，日复一日，完成了“我的大学”。1969年起，他跟随一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老先生学英语。每星期一两个晚上去老师家，与70年代相始终。在这十年里，不仅学英语，还学了法语和日语。他自己说：“从写诗转到学外语，好像是转移一种精神寄托。”“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秋，建华凭着他扎实的外语基础和渊博的文学知识，以同等学力直接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在我认识的学者朋友中，陈建华可说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学者和有学者风度的诗人。
文 魏承思 编辑 张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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