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家就是一个窟窿，一个永远探不到底儿的穷窟窿。我趁着蚯蚓般细弱的洋油灯朝里望，满是窝窝头的嘲笑、碎补丁的奚落，我多想狠狠地抛弃它们啊——可它锈在我脑海里剥都剥不开。
我一直觉得“少不更事”这个词套在我身上是不合适的。我总是站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看人们颠沛流离、憔悴困顿的样子，试图从这里打开生活的布袋角，看看里面到底都装了什么狗杂碎。我看过很多作家穿过那段时光的隧道，他们似乎都用了同一个字——饿，而我却在饿的时候心头还盘旋着一个打不出的嗝——恨，可我也说不清到底在恨什么。
我知道，我不大会写文章，我感到自己充其量只是用笔在一个个没有开灯的夜晚与大家拉着家常，甚至一些话也会被某些不可名状的恨冲杀得语无伦次，琐碎一地。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在不经意间变成一滴滴无声无息的细水把你洇湿、浸透。有时回首的时候，我就感到儿时的那段日子就是一个无光无缝的蛋。握久了，坏了清儿坏了黄儿，不能育仔儿，不能食用。
那时的我很少说话，以致于别人以为我是个哑巴。能和我说上话的只有娘为我缝的花格子书包里那几本课本和字典。我生活在豫东平原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我和孩子的乐趣基本是随着泥巴捏的“凹乌”那声脆响而炸开的，那时和“凹乌”一样形状一样颜色被称作窝窝头的东西见人特别亲，只要你一碰，它就抓住你的手不放。
在班里我一直是第一名。在老师眼里，我是他们浇开的第一朵花儿。那时每学期的第一名都会免学费，但是书钱还是要缴的。娘去刘伯家借钱，刘伯家的门虚掩着，娘叫了几声，是刘伯家的“大黄”出来迎接的，可是“大黄”亲热地“拉”着娘的腿朝外扯，娘便抓把灰土朝腿上掩掩。后来，我学会用奖状跟学习差的学生做交换，直白地说，就是卖奖状，一张奖状卖够一学期的学费我觉得比什么都有意义。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夏日的响午，娘刚把切好的面条下到锅里，爹找出那个熏得发黑的盐罐，扒拉一阵子啥也没扒出来，暴躁的爹把盐罐朝地上叭一摔，随着一声脆响我的眼泪噙了又噙，而使我眼眶决堤的是，娘又不声不响地把罐片放碗里用水涮涮再把水倒进锅里。那一刻我感到我的心也随着被倒进了开水里烫煮着。
尽管娘只字不提，不久，我还是知道娘病了，娘得的是那种要在肚子上动刀子的病。那天夜里我被屋里说话的声音惊醒，姥爷提着娘的名字说，别再硬撑了，啥东西还会比命值钱？为了让孩子上个学你真要把命搭进去啊？值吗？咱老坟地就没那蒿子！姥爷走后我朝外偷偷瞥一眼，娘正在拍打墙面上我那花格子书包上的灰尘。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的书包与娘的病成了冤家，随着娘的病日益恶化，我的成绩也恶化到了极点。我经常跑到庄稼地捉蟋蟀和蚂蚱，用细草串起来在火上烧熟卖给其他孩子，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串蟋蟀共十只换二分钱。不久娘就发现了，那天她给我讲了好多励志的故事，并且在故事的末了，我们同时把话题扯到了鸡蛋上。娘告诉我，只要我认真学习不再有退学思想，娘便三天给我煮一只鸡蛋；我告诉娘，只要娘三天吃一只鸡蛋我就好好学习。我知道家里只有一只老母鸡，也下不了多少蛋，家里的油盐酱醋全从鸡屁股这个银行里掏。为了表示我们的口头协议不可动摇，当天晌午我和娘都吃了鸡蛋。
我依然记得我们吃鸡蛋的情形。做好饭的时候娘先给我端一碗，上面飘满了香喷喷的蛋花，可娘碗里一点蛋花也没有。我生气地要跟娘换饭碗，娘嘻嘻一笑，娘碗里也有哩，她用筷子朝面条下面一扒拉一只囫囵鸡蛋出来了。娘，这囫囵鸡蛋咋吃啊？娘故意把嘴一撇，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医生说了，我的病主要是缺钙，吃鸡蛋最好带壳囫囵吃才有营养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