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能否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缅甸需要优先应对的依然是民族问题和经济困境，这甚至很难为民主化转型所轻松化解。长期以来，缅甸不仅缺少一套足以容纳所有少数民族——既包括百万人级的掸族和克伦族，也包括已经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罗兴亚人——政治和经济诉求的框架，而且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份协议能对所有的关联方形成足够约束力。况且时至今日，缅甸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际问题：东部的掸邦和克伦族武装与泰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联，活跃异常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则敦促本国政府重视少数族裔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把赌注悉数押在全国民主联盟身上。在当地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中印两国则希望政局保持平稳，并继续奉行对外国资本开放的政策。
在陆上油气管线竣工投产之后，中国在缅甸的投资布局已收获阶段性成果，但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亦值得重视。这一项目由于工程未能改善若开邦糟糕的就业状况以及超过44%的贫困率，颇受争议。尽管中方以建设公路、学校、医院和电力设施等措施软化了这种质疑，并引入印、韩等国资本分担风险，但在操作层面很大程度上仍受当地政府的制约。管线在掸邦施工阶段，由于缅方与当地民众迟迟无法就补偿达成协议，工程费用超支甚多。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也有必要审视作为对缅投资布局前提的“马六甲困局”的可靠性：中国海上能源通道的安全环境，是否真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答案至少不是完全肯定的。作为战略性国际海上通道（SLOC）之一，马六甲海峡乃至南海航路“存在受阻风险”和“遭到彻底截断”可以说完全是两个概念。发生后一种情况意味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人为隔绝在国际市场之外，实际上只可能由全球性军事冲突所导致。在那种环境下，常态保障已不敷使用，国家将以一切可能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仅仅是“存在受阻风险”的情况下，所有驶经这一航道的船只所受的威胁是均等的，利益相关方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应当是集体化的。
对马六甲乃至南海风险的过度强调，以及因此衍生出的“能源强迫症”（Energy Obsession），往往忽视了一项先决条件：从中东和非洲通往中国的能源航线并不始于南海，它们需要首先穿越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腹地，再经孟加拉湾才能抵达马六甲海峡。中缅陆上油气管线提供的保障作用，也须以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航行自由为前提。倘若我们把“存在受阻风险”这一可能性绝对化，等于要把确保印度洋航道畅通的责任也揽到中国身上，这在能力和成本上都没有可行性。与“一带一路”的大格局相对应，中国在操作层面反而更应当奉行“经济适用型”路线，把海外投资看成是理智的商业行为，而不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收效反而可能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