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韩国的传染病房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病毒传染给了很多医护人员。这一条很好理解。第二，韩国的医疗体系鼓励病人货比三家，因此那位携带病毒入境的韩国病人在出现症状之后并没有立即去一家医院就医，而是先后询问了两家门诊所和两家大医院，这就给病毒创造了很多不必要的传播机会。
第三，韩国人有去医院探望患病亲属或者同事的习惯，事实证明只要在密闭的房间和病人一起待上5分钟就有可能中招，很多病人就是这么被传染上的。
由此看来，人们需要更新自己的旧观念，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新时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疫情真的发生了之后，政府和公众的应对措施有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呢？参加此次国际科学记者大会的几名记者给出了部分答案。本届大会邀请了几位曾经报道过埃博拉疫情的一线记者为大家做报告，分享了各自的经验体会。《科学》（Science）杂志记者凯·库弗施密特（Kai Kupferschmidt）通过调查后发现，媒体引用的绝大多数关于疫情的预测都被极度夸大了，导致那段时间的主流大众媒体上充斥着夸张的“末日新闻”，比如说埃博拉将会失去控制，并杀死100万人等等。一位曾经亲自去塞拉利昂采访疫情的加拿大《多伦多之星》报科学记者珍妮弗·扬（Jennifer Yang）介绍说，她出发前看了其他媒体的报道感觉非常紧张，结果一下飞机就发现塞拉利昂人民的生活其实相当正常，根本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而她本人也很快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不被感染，只需掌握几条简单的防护知识即可。最后反而是她回国之后受到了亲戚朋友和同事们的冷眼，比在塞拉利昂时还要严重。还有一位BBC记者乌玛鲁·弗法纳（Umaru Fofana）受到的歧视更严重，他本人来自塞拉利昂，差点因此而没能到会，韩国政府居然直到今天还给来自西非的人设置了很多完全不必要的障碍，最后害得他在第三国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才拿到韩国签证。有意思的是，他刚刚接到通知，因为他去了韩国，回到塞拉利昂后又要被强制隔离两个星期，真是两头受气。
韩国政府在这次MERS疫情爆发初期因为应对不力而广受诟病，但随后出台的几项措施却又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反应过度。比如美国杜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兼教授格里高利·格雷（Gregory Gray）博士就认为韩国政府关闭中小学校的做法太极端了，因为科学证明MERS只能通过密切接触传染，因此迄今为止所有的传染均发生于医院病房和病人的家里。关闭学校的政策造成了整个社会反应过度，其结果很可能反而是负面的，比如韩国民众购买了大量口罩，造成市面上口罩断货，那些真应该戴口罩的人反而买不到口罩了。
WHO一开始出言谨慎，但在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韩国的MERS病毒没有发生变异之后，也在网站上公开呼吁韩国政府重开学校，恢复社会正常秩序。毕竟韩国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远高于西非。事实证明，MERS最终是被韩国相对健全的医疗体系击败的，韩国人所要做的就是尊重科学，强化这套防疫机制，以不变应万变。
读到这里肯定有人说，传染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得上了怎么办？担心这一点的人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潜在风险的事情多了去了，如果每件事都谨小慎微，有危险就不去做，那这个人是没办法生活的，这个社会也是没办法运作的。公众对于传染病的过度反应，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传染病扩散机理和致病机理的无知。就像这次MERS疫情，很多不必要的预防措施反而是经济损失的最大来源。这就好比是前文所说的某一类传染病，最后杀死宿主的不是病原体，而是宿主自己的免疫系统。我们应该向大自然学习，为卫生防疫体系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结语
传染病，尤其是RNA病毒型传染病，确实具备潜在的巨大危害，但这不等于我们就要谈虎色变，每一次都不惜一切代价去防范，其结果很可能是重复很多遍“狼来了”的故事，等到最后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再警惕的时候，狼真的来了。
主笔/袁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