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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陈冯富珍在首尔召开专题记者会，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对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调查评估结果。她提出三点内容：尚未发现病毒发生变异，世卫组织和韩国联合调查组也没有发现流行性病学意义上的病毒传播模式的变化；当前MERS疫情仅限于封闭场所，例如医疗机构，病毒发生社区传播的概率较低；最重要的一点，“MERS在韩国的疫情将被遏制”。陈冯富珍的发声是一针镇静剂。截至6月27日，韩国确诊182个病例。陌生疾病造成的恐惧效应远远大于数字本身。至6月初，韩国有近千所学校决定停课。
在职业生涯中，陈冯富珍无数次像这样站在聚光灯下。2003年，时任WHO总干事李钟郁博士找上她，请其协助改进WHO应对传染病预案。当时，她是香港特区卫生署署长，因在“非典”（SARS）爆发时的果敢备受瞩目。陈冯富珍后来回忆，李钟郁对她说：“只有你管理过危机。我有许多纸上谈兵的专家，我需要将军。”2005年，她成为WHO传染病监控及反应局局长。一年后，李钟郁突然逝世，陈冯富珍决定竞选WHO总干事。墨西哥前卫生部部长、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里奥·弗伦克的评价代表了一种广泛存在的看法：“我质疑她的宏伟改革愿景，但在集中应对危机方面，她是我们可能盼到的最理想人选。”
后来的事实证明，过去9年里，陈冯富珍和WHO在不断与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危机斗争。2009年，她宣布甲型H1N1流感病毒在全球“大流行”。这是41年来WHO第一次发出这样的警告。这意味着疾病在大量国家的传播已经失控。这年7月，全球有140个国家发现了H1N1流感。
2005年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赋予WHO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权力。“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意味着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陈冯富珍三次使用了这种权力。第一次是2009年的H1N1流感。第二次是去年5月针对脊髓灰质炎疫情——2013年，感染儿童和国家的数目几乎翻了一番，一些长期无发病地区再次沦陷。在中亚，该病毒从巴基斯坦传至阿富汗；在中东，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传至伊拉克；在中非，从喀麦隆传至赤道几内亚。而3个月以后，埃博拉以前所未有的凶猛势头肆虐了西非。
一些人把陈冯富珍称为公共卫生史上最有权势的人。2005年重新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将WHO的权限前所未有地扩大。WHO目前在全球设有6个区域分支，同时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49个办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做好了应对汹涌病毒的准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哈维·鲁宾说：“埃博拉是一个例子，证明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失败了。”许多人都赞同这种观点。5月，陈冯富珍在世界卫生大会发表讲话时说，世界领导人应赋予WHO新的使命，使其能够在全球公共健康领域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新的改革进程已被推向了议事日程。
1948年，各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了WHO这一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实际上，人类对传染病的联合治理在19世纪已经起步。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东地区的亚历山大港、君士坦丁堡等地成立了许多由当地政府和欧洲成员组成的卫生委员会，控制霍乱随朝圣者的往来而传播，并威胁欧洲。1903年，欧洲国家牵头达成专门调整传染病跨界传播的《国际公共卫生条例》，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要的全球卫生协定。在此后不久的1907年，国际卫生办公室成立，用于搜集和传播全球疫情。1923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成立。WHO正是在合并两者的基础上建立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疾病监测系统和反应能力较弱，那么这将对所有国民的健康乃至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如果一个国家因其疾病防御能力薄弱无法监测和应对疫情时，那么就需要将国际预警和应对机制作为一种全球安全网来保护其他国家。”
1952年，WHO建立了全球流感监测网。这是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中最早、最完善是一个。它由分布在88个国家的117个国家流感中心和位于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四个合作中心组成，就哪种疫苗能更有效地抗击流感病毒传播向各国提出建议。为此，各国流感中心每年都要搜集17.5万株流感病毒标本，WHO的合作中心会对标本进行分析，最终研发出一种能在大范围内投入使用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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