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WHO正式宣布成功根除天花前，监测工作一直没有停止。1975～1979年约有1.5万例可疑病例要借助实验室检查进行诊断。标本从现场送到位于日内瓦WHO总部的消灭天花工作组，从那里再运送到WHO的两个协作中心——美国亚特兰大和苏联莫斯科实验室。不管病例发生在哪里，日内瓦WHO总部的全球根除天花计划都能够追踪全部可疑的病例。
亨德森博士并不愿夸大WHO的作用。他最初并不情愿接受领导根除计划的挑战。主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卫生大会只拨付了270万美元，根本不够购买疫苗所需的资金。”在WHO的日内瓦总部，他的团队只有9个人，“在这个领域我们全球雇员从来没有多于150名”。他精准地描述了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基本上我们只是作为催化剂，而工作由各国自己开展。”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埃雷兹·马内拉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另一个特征：它从来不是单纯的卫生问题，政治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各国对根除天花表现出浓厚兴趣和大力支持，这部分是因为在60年代，许多国家刚刚获得独立不久。新的政治领袖热切希望展示他们有能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颇为讽刺的是，‘冷战’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反而为根除天花提供了契机。“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展开了争夺‘人心’的竞争。他们都在国际援助上投入了大量资源，其中包括卫生项目。”美国向非洲西部与中部20个国家提供了顾问、设备和疫苗，帮助这些国家在不到3年半的时间里消灭了天花，其中还有6个国家属于天花严重的国家。在疫苗方面，苏联一国就捐赠了4亿多支。
主权优先？合作优先？
根除天花将人类制服传染病的乐观主义推至了最高点，但WHO宣布这一重大胜利后的第二年，艾滋病的出现就打破了“所有病毒都有治疗方法”的幻想。在过去30多年里，几乎每年都有至少有1种新发传染病。大约70%的新发传染病都是在人畜间传播的。一些人们曾经认为已经将其制服的疾病，如肺结核，则以高耐药性卷土重来。
“从19世纪开始，对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其实一直非常不充分。这个系统只针对少数几种疾病，它的主要任务一直是防止亚洲、非洲和拉美发生的可怕疾病向欧洲和北美蔓延。”WHO人权和卫生法公共合作中心主任劳伦斯·高斯丁教授告诉我，“政策制定者在70年代的乐观主义其实是因为抗生素的力量。这种乐观是错误的。”
《国际卫生条例》的陈旧性和先天不足越来越明显。直到90年代初期，它还只要求各国对霍乱、瘟疫、黄热病进行监测和报告。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些疾病都已经不会引起历史上那样的大危机了。1998年，世界卫生大会对条例进行了修改，将疾病覆盖范围改为六种综合病症：急性出血热、急性神经性疾病、急性呼吸道疾病、急性腹泻病、急性黄疸综合征以及其他必须通报的疾病。
1994年，一些医学专家举行会议，在全球建立了联系公共卫生专家的电子网络，用于监控新发疾病。美国国防部也在1996年建立了“全球新发疾病监测和反应系统”。在新发疾病的监测方面，WHO并没有走在前面。不过，90年代以后，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对全球卫生监测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WHO的信息来源从单一依靠各国政府变得多样化起来，卫生专业人员、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都被纳入进来。WHO自此开始接受数十种疾病的信息。到2011年，大约有65%传染病爆发的第一手报告不是各国的官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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