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道德的核心要素就是避免伤害他人。一个人越是不愿意让别人受伤害，他的道德标准也就越高，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往往也就越和谐。反之，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种对别人的同情心，他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反社会的叛逆者，严重时甚至会堕落成罪犯。
心理学家发明了很多标准化的心理学小测验，用来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到底有多高。一个比较典型的方法是让志愿者接受电击，电压调整到刚好让他感到明显的不适，却又不至于让他受不了，或者留下什么后遗症。然后，实验人员将电击的控制权交给一位受试者，看他愿意出多少钱来减少自己或者他人接受电击的次数。多次试验表明，正常情况下受试者愿意出更多的钱让他人免遭电击之苦，说明人类的本性还是善良的。
问题在于，这种状态到底有多稳定呢？换句话说，人类的道德标准是否会被一些小事轻易地改变？英国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莫莉·克罗克特（Molly Crockett）博士决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她招募了175位身体健康的志愿者，将他们随机分成两组，分别试验一种常用的精神科药物，看看它是否会改变人的道德标准。
第一组一共89人，试验的是一种治疗抑郁症的常用药西酞普兰（Citalopram）。这种药能够提升服药者血液中的五羟色胺水平，这也是治疗抑郁症的常见方式。克罗克特教授将这89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服用单一剂量的西酞普兰，另一组服用安慰剂，然后让他们分别控制电击开关，看看每个人愿意出多少钱来阻止自己或者他人遭受电击之苦。
结果表明，西酞普兰明显提升了受试者拒绝电击的决心，服药者平均愿意出将近两倍于对照组的钱来阻止自己和别人遭受电击之苦。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为减少别人的痛苦而出的钱比减少自己的痛苦而出的钱要多，说明他们比对照组更富有同情心，道德标准更高。
剩下的86人被分到第二组，试验一种治疗帕金森氏症的常用药左旋多巴（Levodopa）。这种药能够提高血液中多巴胺的水平，这同样是治疗帕金森氏症的常用思路。和上一组一样，克罗克特教授将这86人分为用药组和安慰剂组，用药组也是只服用单一剂量的左旋多巴，然后通过电击测验测量受试者的道德标准是否发生了改变。结果和第一组完全相反，服药者不再愿意为减少别人的痛苦而多付钱，说明他们的同情心少了，道德标准也随之降低了。
克罗克特教授将实验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5年7月2日出版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网络版上。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衡量精神科药物的疗效。西酞普兰和左旋多巴都属于治疗心理疾病的常用药，医学界在评价这类药物的疗效时往往只看它们对特定适应症的治疗效果，忽略了它们对服药者心理状况和行为模式的潜在影响。比如，此前有研究显示帕金森氏症患者在服药后变成了赌徒，甚至性瘾者，说明治疗帕金森氏症的药物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结果无法预料。
但是，这篇文章更大的价值在于挑战了人类对于道德标准稳定性的假设。克罗克特教授在这篇论文的最后讨论中指出，单一剂量的精神科药物就能让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的道德标准发生变化，说明人的道德标准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坚固，而是经常发生摇摆。
当然了，这项研究中的受试者并没有因此而变成罪犯，他们的道德标准只发生了轻微的变化，尚不至于性情大变，从一个慷慨大方的人变成一个自私鬼。不过，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就是由一个个看似细微的选择组成的，这些细微的选择无一不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因此，道德标准的细微变化累计起来完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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