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尖顶那朵无人问津的浮云，拿着注射器温柔贴近病人胳膊的医生，灌木篱笆下的肥胖田鼠，敲打白煮蛋壳的孩子和一旁满眼慈爱的母亲，胆大心细巡视海岸的核潜艇，研制出首个新型引擎样本的工厂，以及虽百般挑衅却仍能保持克制和宽容的伴侣。”——这些日常生活中较为正常、平凡、正面的部分，绝少有可能出现在新闻里。而那些离奇、罕见、黑暗的事件，则大有可能被用来填塞广告与广告之间的那些版面。翻开19世纪的欧美报刊当能明了，“反常性”原本就是商业报刊的金科玉律；此刻登陆任何一个新闻门户网站，任何人也都能领会：“反常性”今日仍然是、并将永远是、最能吸引关注的新闻元素。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写了一本《新闻的骚动》，把新闻产品与新闻界的弊病一一针砭。以他一贯的生花妙笔，虽然并未使用新闻学那些少得可怜的理论术语——譬如“议程设置”、“新闻价值”、“框架”、“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把关人”、“刻板印象”、“拟态环境”、“选择与遮蔽”、“媒介素养教育”——却也鞭辟入里、条分缕析，足以让新闻学教授们汗颜，同时让新闻编辑部的主编主笔们蹙眉，没办法，德波顿是站在受众一边，立场决定了矛头所向。
在德波顿看来，政治新闻读起来枯燥乏味，数字和专门知识令人困惑，将权力人物拉下马来固然带给大众一时的满足，但是新闻媒体往往不能引导公众将注意力投向更为严重和隐匿的政治-社会的结构缺陷。新闻报道倾向于将事件按照特定的模子框定，削弱了受众从其他角度进行深层思考的意愿甚至能力。国际新闻更是八股而干瘪，以国家的外交及经济关系为优先，因此只忙着告诉受众：该与谁为敌、和谁贸易、或怜悯谁，一味呈现对方的黑暗面，既不报道对方的生活常态和人情细节，也不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经济新闻充斥着各种数据、术语与图表，令很多平民读者云里雾里，很多属于“投资人新闻”，新闻界的无数人力被用来帮助投资者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钱应该投给哪些公司？多数的经济报道并不提供附带政治因素的经济教育，原因不外乎两种：或者因为新闻自身亦感觉困惑或烦心，或者因为新闻也是现状的受益者。
大概因为以上三类硬新闻做得极差，受众才会一窝蜂地去关注另外三类新闻：名人新闻、灾难新闻、消费新闻。不过即便是这三类“可读性”甚强的新闻，也并不令人满意。在名人新闻方面，德波顿指出，崇拜的冲动是人类心理中一种根深蒂固的重要特性，与其压制人们对名人的痴迷，不如将这种冲动引向最明智、最有成效的方向。在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里，最具知名度的人，应该是那些体现和巩固了最伟大最高尚的价值观、最能造福社会的人。可惜当今的名人新闻大有问题，且不说“成功人士”的遴选标准是否得当，由于对普通人没能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关注，必然导致普通人对“成功人士”的羡慕嫉妒恨，一旦名人爆出丑闻，便会引爆最尖刻、最仇恨、最分裂的抨击。灾难新闻大概又可以划分为个人悲剧、意外事故、自然灾变，新闻或者失之于太过血腥详尽的细节，充斥着观淫癖的趣味；或者失之于短平快的讲述方法，拒绝在受众中引起更广泛的共鸣；或者失之于煽情、惊悚、宏大场面的营造，让大众在戏剧性中沉溺，忘却了那些与各自生活更紧密攸关的事务。最有趣的是，灾难新闻虽然喜欢报道谋杀和爆炸，对于人类的正常死亡却抱着毫无助益的胆怯态度，它倾向于将死亡描述成一种掀起高潮的奇观，但是对于作为日常现实的死亡却从不问津。至于消费新闻，大约是新闻中最“软”的一部分，通常倾向于报道三件事：第一，市场上有什么商品；第二，这些商品售价多少；第三，这些商品有何优缺点。在德波顿看来，它完全没有抓住关键，这个时代之所以变得独特，是因为人们想要通过物质消费来实现复杂的心理抱负，因此消费新闻本应巧妙地引导受众，去追求最能满足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圆满人生渴求的物品和服务，以及相关的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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