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埃尔皮斯医院的院长西奥多罗斯·基亚纳罗斯时常连续工作20小时。他的办公桌上永远堆满了各类花销的申请书，但他无能为力。2010年，他接手管理这家医院。院长薪水从每月7400欧元一路跌至1200欧元。与此同时，他掌握的预算从2000万欧元缩水到600万欧元。他学会用最普通的药品，买那些常常在手术中途裂开的最便宜的手套。他被迫从医院的250名医生中开除了50人。去年，主刀医生狄米特里斯·桑特扎罗斯做了大约1500台手术。“我们学会了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生存，也许，危机确实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基亚纳罗斯告诉《纽约时报》说，“但是如果危机持续下去，这些更好的人就会死去。”
埃里尼科郊区有一家“城市诊所”。它是希腊兴起的自救运动的产物。2011年，全国卫生系统开始崩溃，医生维查斯在左翼市长的支持下建立了这个免费诊所。200名志愿者在这儿工作，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是长期失业者。诊所的药品都来自捐赠，当家中有亲人病逝时，人们就会把遗留的药品拿到这儿来。
在希腊全国，像“城市诊所”这样的自救机构已经超过400个。在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一家建筑材料工厂在2011年被遗弃。人们自发占领这里，重新开工。从雇员薪水到生产日程，都由民主表决决定。在中部城市沃洛斯，人们甚至发行流通自己的货币。
国家充满了绝望的情绪。雅典市中心以北，锈迹斑斑的建筑、干涸的喷泉、遍布的涂鸦和满地垃圾——奥林匹克体育场和11年前奥运会的光鲜亮丽一同被遗忘了。即便是在雅典最繁华的历史旅游区，被遗弃的商店和破败的建筑也随处可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希腊私人消费从2010年开始已经下跌了30%左右，食品消费下跌了28%。随着政府勒紧裤腰带，大约1/5的私营公司破产，失业率从2010年的10%飙升至2014年的27%，年轻人中则有一半找不到工作。
希腊人经历了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大规模的薪资下降。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平均每年下降超过5%。退休金被猛砍了60%，降至每月830欧元。由于高失业率，退休金成为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此同时，希腊工薪族和退休族2014年的税负水平是2009年的7倍。希腊人为多数商品支付的增值税为23%，高于欧元区平均21.5%的水平。
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希腊正在经历人道主义危机：40%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婴儿死亡率急速上升。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一周后，基亚纳罗斯院长26岁的儿子跳下了雅典地铁的站台——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这个乐天派国家的自杀率自2010年上升了35%。
但是在欧元区的债权国看来，他们对希腊已经足够慷慨。除2400亿欧元贷款，2007至2013年，欧盟还向希腊净转移预算拨款约400亿欧元，同时促成希腊的私人债权人接受债券减记约1000亿欧元。按欧盟的计算，平均每个希腊人分到的援助规模超过3万欧元。其援助力度在跨国援助史上是空前的。
那么这些钱都花到哪儿去了？6月30日，英国《卫报》替钱包空空的希腊算了一笔账：为了促成1000亿欧元债务减记，希腊向各方支出了340亿欧元费用。这笔钱重新计入“债务”。而后，希腊拿出482亿欧元救助银行，又支出1400亿用于偿还先前的欠款和利息。实际上，只剩下不到10%的救助贷款由政府掌控，用于提振经济、发展改革以及保障低收入家庭。根据希腊财政部公开的2014年第三季度数据，截至当时，私营投资人已经仅持有约17%的希腊债务，其余83%已经转移到各官方机构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五年，希腊完成的最大工作是将私有债权人变成了公共债权人。
在过去四年里，“三驾马车”要求希腊采取的具体改革举措每年超过了800个。希腊官员抱怨说，这些措施的执行需要采用数百项新的法律，但机构不再招聘新人，并且削减了预算，政策难以推行。早在2012年，希腊司法部长就表示，法院判决难产，司法进程近乎停滞。
原本的支柱产业也受困于紧缩政策。在希腊著名旅游胜地科孚岛，市政府曾有1300万欧元的预算来进行设施维护。现在，这笔预算却只有100万欧元。道路日益破损，有些村子的自来水已经无法饮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