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是一种病。得治。
闺蜜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开了一家咖啡店。一楼是复古设计的吧台和卡座，深色木地板，带着岁月斑驳感的原木桌椅，暗红色砖墙，一盆滴水观音在角落静默，古董留声机流淌着30年代的靡靡之音。二层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大露台，遮阳伞下三三两两摆放着棕色的藤椅，橡木架上摆满多肉植物，天狼座广寒宫罗密欧，一水儿的贵货。露台边缘种了小野蔷薇，媚俗又倔强的艳粉，好是一番花团锦簇。周末她总会邀三两好友，整整花草，亲自下厨烤些甜品，现磨的蓝山曼特宁哥伦比亚咖啡，空气里都是苦苦的香甜。我们都不能免俗地喜欢卡布奇诺，几个少妇脸少女心的女人捧着杯喝一口，便都是一样的牛奶胡子。有时她也会拿出珍藏的葡萄酒，闺蜜几个晃着高脚杯里的红色液体，浅笑长谈于花间，不知东方之既白。
心中不免艳羡，这才是生活，过得优雅从容不为五斗米折腰。可当自己怀着这样美好的期许，一头扎入现实的时候，却是彻骨冰凉。康巴什企业很少，从业人员除了公务员便是老师。每日我从家到工作地点要往返75公里，虽然路畔风景如画，没有交通拥堵，但也经不起日日睡眠不足的奔忙；供职私企，老板苛刻不近人情，工作的心理压力远远大于生理负荷，为了一日三餐奶粉钱，也还是要硬着头皮干下去。只是有时开着小破车风里来雨里去的时候，会不经意地走神，想起那恍若隔世的逃离前的生活。
没错，我是逃兵。在北京的第十年，我选择了离开。那时候有朋友、有恋人、有稳定却乏善可陈的工作，原本以为会一直下去，不紧不慢不慌不忙，聚聚会、撸撸串、泡泡吧，乘着地铁戴着耳机，像循环播放的音乐一样继续过波澜不惊的日子。但在七年恋情告终的时候，茫然四顾，突然觉得自个在这城市再难自处。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作“生活在别处”，于是便受了蛊惑抛下一切说走就走。我怀着极端的理想主义来到了康巴什。舆论称这里为“鬼城”，我管这里叫“仙境”。鬼和仙儿，细论起来都超出了人的范畴。只是，不管这里多美，但终究少了点人气。而生活呢，不管有没有人气儿，还是得温吞吞地继续。若论区别，无非是京片儿变成了方言，再美的姑娘一开口，都是纯纯的伊盟话。
闺蜜的咖啡店只维系了半年。这边的蒙古族人民热爱手抓羊肉热奶茶，她的小资情调和蒙古长调并不兼容。盛夏一过便是寒秋。几场大风刮过，繁华似锦皆成过往，美丽的露台花园瞬间破败。零下18摄氏度的夜，我俩兜着袖子站在干枯的花蔓间，眺望远处灯火通明的四号桥，车流依然不如织。零星的几辆豪车冲过，像孤单的野牛在公路上咆哮。我安慰她：“没事儿，还年轻，咱接着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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