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件银盒一同出土的，还有4件铜质熏炉。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告诉我们，当时在一件豆形熏炉中，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一堆灰粒与碳状香料残存，而在另一件漆盒内，发现了大约26克乳香。乳香，为乳香树渗出的树胶与树脂凝结而成，可用于熏香，也可入药，亦被称为“薰陆”，译自梵语“Kunduru”，意为“香”，在《三国志·魏志》、《后汉书·西域传》曾被提到。这一批乳香遗存的发现，证明产自中亚、阿拉伯的外国香料与熏香风俗在西汉时，就经过海路，从今日苏门答腊中转，进入我国。
随着海路运输进入广州的，不仅有来自各国的珍宝与其他独特物产：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州农林下路、三育路等两汉墓葬中，考古工作人员不断出土了形态各异的“托灯胡俑”，在今日广东省与广州市博物馆中，就可看到这些陶俑的原件或者复制品，他们头顶或手托灯盘，造型深目高鼻，宽鼻厚唇，胡须浓密，赤脚缠头，与其他各地汉墓出土的陶俑截然不同，即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南海道辗转贩运至此的外族奴婢，可能为中亚与波斯人。东汉人杨孚曾在《异物志》中记载，岭南之地富豪权贵家中即以豢养“瓷人”以为炫富，这些外来人“齿及目甚鲜白”，面部与皮肤“异黑若漆”，“为奴婢，强劳力”。
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之际，逐渐演化为陶瓷与丝绸并行输出，部分原因即是因为拜占庭帝国终于通过中亚陆路丝路习得养蚕制丝技术。在广东省博物馆三层的陶瓷馆中，展示有数量丰富的外销瓷器。迄今为止，发现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共有28处，包括广州西村窑、湛江雷州窑以及新会官冲窑等。程存洁告诉我们，在瓷器变为大宗出口海外产品之后，需求剧增，然而瓷器脆弱易碎，从岭北、中原运至广州，数量受限，损耗极高。于是唐宋以降，广东外销瓷生产业逐渐兴旺，制造水平亦逐渐与中原平齐，以西村窑为例，在中后期已能仿制众多名窑的典型瓷器，如越窑青瓷、耀州窑青釉雕花、景德镇白瓷、磁州窑彩绘瓷等。
1556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曾经来中国游历，于其游记《中国志》中提及，广州“市场上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瓷器有些极粗糙，有些极细致，有些公开出售是非法的，比如红色、绿色、涂金和黄色的，因为它们只能供官员们使用，出售瓷器最大的市场在城门附近，两旁是两层楼的木质建筑，有带顶的通道，每家商铺都在门口有一张巨大的牌子，详细写明他们出售的货物种类”。
西来的信仰——佛寺与光塔
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佛教信仰传入中国，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位于越秀区光孝路上的光孝寺，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根据寺志记载，这里最早是南越国第五代王赵建德王府，三国时又为骑都尉、江东名士虞翻讲学的“虞苑”，后改建为佛寺。寺院中迄今可见诃子、菩提等参天古木，广州民间有谚语“未有广州，先有光孝”，光孝寺大殿据说为罽宾国僧人昙摩耶舍来到广州传教时所建，后历代都有重修，清代更扩建至七开间，但依旧保持了南宋时期建筑抬梁与穿斗式结合梁架、三跳华拱、出檐夸张的风格。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金刚般若经》、《楞严经》等著名佛教经典的译文，皆始于光孝寺，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东亚海运贸易的中心港口，广州亦是各种文化与宗教信仰交融的中心，据说早在唐代贞观初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即派遣使节前往唐朝传教。这段轶闻史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明确记载，但有阿拉伯文献指出，628年，一批阿拉伯人从麦地那城港口乘船出发，由海道来到广州，给当时的中国皇帝呈上了来自穆罕默德的信件，中国皇帝“很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还帮助他们为侨居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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