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许多广州本地穆斯林都相信，这座清真寺，就是今日位于越秀区光塔路上的怀圣寺。寺中有一座高达36.3米的光塔，这座宣礼塔用青砖砌筑，表层涂抹灰沙，南北各开一门，塔内有两道螺旋状楼梯，绕塔心盘旋而上，直通塔顶。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怀圣寺负责人王官雪阿訇告诉我们，近年来文物考古单位对光塔年代进行过勘测，根据从塔身上部砖块取样进行年代测定，断代可以追溯到唐代。
根据文献记载，在唐宋两代的农历四五月，蕃舶乘季风而来的贸易旺季，塔上每天有蕃客专人定时登塔：“嘀晰号呼，以祈南风。”光塔的修建，一则便于宣礼，二则便于导航，历史上光塔顶部曾建有用于测定风向的风信金鸡，可惜在1387年被飓风吹毁，以后塔顶改用铜铸葫芦，但不久又坠于风，加上随着珠江航道南移，以及水罗盘等导航技术的普遍，其后再无重装，日渐失去导航作用，则专注于礼拜宣礼。
今日的光塔路，除了怀圣寺周围的一些清真饮食商店之外，只是一条外表毫无异常之处的街巷。在唐宋时期，这里却是繁华富丽、外国蕃客聚集的蕃坊。程存洁告诉我们，唐代蕃坊的大概疆域，即是以今日光塔为中心，南至惠福路，东至米市路，朝天路为界，西至人民中路，北至中山六路，根据遗存至今少数文献资料，蕃坊的建筑形制与唐宋时期其他大城市别无二致，每个坊四周都设有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垣墙，建筑样式也应该倾向于阿拉伯与波斯风格，货栈店铺靡集，所谓“戎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为了便于管理外国居民，唐宋蕃坊内还建制了蕃坊司，在外侨中选举“蕃长”，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和邀请外商贸易。《萍洲可谈》中记载了大量广州蕃坊及穆斯林活动的情况。“广州蕃坊，蕃人衣装与华异，饮食与华同。或云其先波巡尝事瞿昙氏，受戒勿食猪肉。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
阿拉伯学者麦斯欧迪在《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中这样描绘广州：“广府是一座大城市，位于一条大河的岸上，这条大河是流入中国海的。城与海之间，相距六七日的途程。”从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各城市、桑夫群岛和其他国家的船只，载运各种商品开进这条大河，一直开到广府附近。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祆教徒就有20万人。在麇集此地的蕃客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居多，正如《岭外代答》中所述：“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若大食国。”前来广州的海舶蕃商远较唐朝为多，其强大可以从税收方面体现出来。1077年，广州所收购的乳香，占杭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收购总数的98%。税收“唯广最盛”、“课入倍于他路”。
虽然在1300年后，昔日盛唐时期的繁华已经荡然无存，但光塔寺周边的许多街巷名却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带有古老的广州蕃坊留下的痕迹：诸如古老的甜水巷，“甜水”即阿拉伯语“中国山冈”的音译。附近的海珠路，原名鲜洋街，即阿拉伯语“送别”之意，朝南可直达古珠江的岸边，是唐宋时送别商船的一条主要干道。从这些残留的街巷名中，我们还可以获知当时商业行为的种类及具体地点，如玛瑙巷、玳瑁巷（疑为今崔府巷）等。这与历史记载中阿拉伯穆斯林商人擅长从事的珠宝珍奇贸易一一印证。
怀圣寺光塔究竟建于何时？尚无定论。上世纪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认为，怀圣寺光塔，即为客居广州、信仰伊斯兰教的蒲姓阿拉伯商人所建，其根据在于蒲氏族人保留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中记载：“叔祖吗哈珠，吗哈嗼两公倡筑羊城光塔，昼则悬旗，夜则举火，以便市舶之往来”，进而得出结论，光塔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
根据其家谱记载，蒲世的故宅，在邻近玛瑙巷、朝天路西侧的玳瑁巷，根据考证，可能就是今日的崔府街一带。光塔寺附近的普宁里，原名“蒲宜人巷”，在华居住的阿拉伯人，若名字带有“Abu”前缀者，则常常会择“蒲”字为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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