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主导的海上丝路贸易最后的辉煌。来自欧洲，旨在换取丝绸与茶叶的白银滚滚涌入：通过西葡两国主导的中国―菲律宾―美洲三角贸易，自1571至1643年，从墨西哥输入中国的银元大约相当于中国原来拥有白银总量的六分之一，总计高达4000万库平两以上。英国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通过茶叶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也达到5800万两以上。《剑桥中国明代史》作者牟复礼认为，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使得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直隶南部、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经济增长的速度显著变快。白银的大量流入。也促使明代政府进行财政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然而，负面影响则是明代政府失去了对于流通中大多数贵金属货币的主导权。美洲舶来银币因为其成色佳，形制重量标准化程度高而逐渐成为民间流通货币，并导致以宝钞为中心的官方货币信用体系崩溃。不仅如此，赋税的货币化与大量白银进入流通导致的通货膨胀，使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或者出现极大的波动，米价最多在每石0.2两和0.8两白银之间浮动，加剧了普通雇农与小农的破产，最终动摇了中华帝国赖以生存的最大基石。
随着美洲与东亚之间贸易直接联系的建立，玉米、番薯、马铃薯以及烟草、花生、番茄等原产美洲的经济作物也逐渐进入中国，进而造就了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持续最长的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的时代。《中国的食物》作者尤金·安德森曾统计，有明一代，耕地总数从6000万英亩逐渐增长至8500万英亩，人口在整个16世纪，由1亿左右暴涨至1.75亿，作为“救荒粮食”，易于耕种、收成丰富稳定的玉米和马铃薯无疑能够很好地养活这些新增人口，但也使得中国陷入了某种英国汉学家伊懋可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即精耕细作的分散农业促成了人口持续增长，大量廉价劳动力使技术进步成为某种“不必要”的靡费，农业资本回报持续高于工商业，同时工资水平的持续低迷也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毫无积蓄，不可能购买相对昂贵的工业制成品，进而抑制了近代工业与资本的出现。
18世纪末，中国由于其货币媒介在东南亚至印度洋上的通用性，以及中国船只对于这一航路的绝对垄断，依旧使得欧洲早期殖民国家难以在这一贸易网络中获得主导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曾考虑利用半公开的武装私掠、抢劫满载白银、丝绸与陶瓷的中国商船。而已经逐渐在暹罗、马来亚、泰国等地落户的中国华侨，也将相对成熟先进的造船方式带到了东南亚，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坚西曾于1775年向伦敦总部报告，加里曼丹的华侨造船厂仅用两个月，耗资西班牙银币4250元就建造了一艘580吨的帆船。殖民地史学家J.克劳福德曾在《印度半岛史》中愤愤不平地说，华人质优价廉的造船业，以及他们在当地民众中平和、无野心的性格，严格限制了欧洲商业与殖民在本地的开展与盈利。
直到1820年前后，东南亚海面上活跃的中国帆船依旧接近300艘，总运载量超过8万吨，然而仅仅20多年后，因欧洲工业革命而诞生的蒸汽轮机动力船就开始出现在东南亚海面上，欧美列强资本雄厚、管理先进的股份制航海运输公司，远非因血缘关系组合、资本单薄的中国沿海“船帮”与“舶主”所能望其项背。当中国帆船的侧影逐渐消失在印度洋的海平面上时，来自欧洲的蒸汽与黑烟宣告了另一个全球贸易时代的到来。中国，这个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主导者，被纳入了西方殖民经济体系之中，也在屈辱和被掠夺中开始了它的现代化改革尝试。
主笔/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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