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与大秦——珍宝传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夏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得任何向外探索全新地理疆域的努力都艰辛无比，尤其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大海。战国时代阴阳学家邹衍提出了“大九州”这一想象中的世界地理/族群/分布格局：“天下有九州，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海洋，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疆界，其危险性似乎远超过中国文明疆界西端的崇山峻岭和北部的草原与荒漠。然而在中华文明早期源头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蔚蓝色的海洋元素，距今大约7000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出土了精致的雕花木桨，而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遗址中，也出土过独木舟形陶器，证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亚洲大陆东端的早期居民，已经有能力在沿海临近岛屿之间进行短距离的航行。山东龙山文化的器物与民俗，即有可能经过海路，穿越渤海与黄海，抵达辽东半岛。而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上千枚作为货币的海贝，则证明了海洋贸易对于中华文明早期的影响。
早熟的华夏文明，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与辐射力并没有因海洋的存在而受到阻隔。早在成书于西汉的《尚书大传》，以及王充《论衡》中记载，周代即有越南北部与来自日本岛屿的使节来到首都镐京，献上珍贵的长羽珍禽“雉”与珍贵的香草“鬯”，作为西周时期中原文明已经与东瀛以及亚洲东南半岛地区拥有海上交往的佐证，当时的航路大约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经过对马海峡、冲岛以及大岛，最终抵达筑前，在《日本书记》中，称之为“北海道中”。近年来，日本考古学界曾在备后三原町、本州岛西岸的山阴、北陆地区，陆续发现来自中原的铜剑、明刀钱、铜铎等文物，也证明了这条贸易航线昔日的兴盛。
春秋时代，随着中原各诸侯国国力的扩张，临海诸侯国如齐、吴、越、楚等，纷纷出于政治、军事与经济目的积极开展沿海与近海航行。春秋时代吴越两国水军中最大战船“大翼”长十丈，阔一丈二尺五寸，可载士兵、桨挠手等共93人。《尚书·禹贡》中即记载了当时最早的沿海航路，从北方的黄河入海口向南，绕过山东半岛东端，沿黄海东海南下，到达淮河与长江入海口，早期兴盛的海港包括渤海西北的碣石（河北昌黎）、山东的转附（芝罘）、长江口的吴（苏州）、钱塘江口的句章（宁波），以及番禺（广州）。在商代甲骨文中，已经把风详细分为小、大、掫、狂四级。战国时代《吕氏春秋·有始》中，已经将把八个方向的风详细命名为“炎”“熏”“涛”等，并进一步创立出推算月令与海洋季风风向变化的“十二辰风表”（《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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