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泉州市舶司官员叶廷贵所著《香录》可知，此时中国已经从东南亚以及阿拉伯进口香料达29种之多，包括来自渤泥国、三佛齐的龙脑香，来自真腊国、占城国的沉香，大食的乳香、没药、安息香与苏合香，来自阇婆国的肉豆蔻。在宋代，香料为官府专卖的“榷货”，设立了专门机构“榷易院”进行收购、管理，分设在广州、泉州、交阯与两浙，对进口香料质量上品、数量巨大的外国商人，亦会授予官职。绍兴六年（1136），大食（阿拉伯）蕃官蒲罗辛因进口乳香价值30万贯，被授予“承义郎”的官职。蒲氏原为居住在占城国的阿拉伯人，后入籍中国，12世纪末由广州移居泉州，其后人蒲寿庚于景炎元年（1276）升任泉州市舶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擅蕃舶利者三十年”。
天宝二年，鉴真第二次东渡日本，备办的粮食、佛典、香料、药品清单，收录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典籍《唐大和上东正传》中，包括落胭脂红绿米100石、甜豆皮30石、牛酥180斤、干胡饼两车、干蒸饼一车，药剂和香料包括沉香、龙脑香、安息香等600余斤，毕钵（毕波罗，即菩提树汁液）、阿魏、石蜜、蔗糖（500余斤），可以相信如此巨量的海外舶来药物除了部分自用，其他亦为东渡传播交流所用。
13～14世纪，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已经全部被中国船只所操纵，阿拉伯航海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说，中国商船分成三种：大的船、中等的柴（zao）以及小型的舸（Kakam）。大帆船最多有3～12面帆，每船可以运载千人以上，为了防御马六甲海峡的海盗，中国商船上都配有弓箭手、弩手和盾牌，而各国蕃商也喜欢租用这些大型坚固的中国帆船。此时，中国商船已经普遍配备了使用浮针的罗经，提高了航行的安全性与航向的正确性，并且采用了相对精确的计时法“香篆”，即粗细均匀的香盘，于盘上刻画出时辰刻度，夜间燃烧时便能精确判定时刻。《萍州可谈》中提到，中国帆船已经拥有完备的导航技术“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船行时如遇风涛紧急，可直接下船首碇石。
1178年，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计算，从广州出发冬日起航，乘北风，经过苏门答腊北部亚齐，可以直达阿拉伯南部海上贸易港口马赫拉的直达航线，具体行程为出发后航行40天到达亚齐（蓝里），停泊过冬，直到下一年冬天，再乘东北风，经过大约60天的航行，绕过斯里兰卡和南印度，横渡阿拉伯海，到达马赫拉省位于卡马尔湾的著名香料贸易港祖法尔。泉州西郊外濒海九日山，有摩崖石刻数十处，为举办祈风仪式所用。石刻作者多为地方官员与市舶提举司，目的在于为往来于东南沿海港口和南海中的外国商船祈求信风，并预祝其满载而归而举办的祈风仪式所用，一年举办两次。
唐宋两代，也被誉为中国古代“商业革命”勃兴的时期，背后的助推动力就是海上丝路贸易带来的巨额收入与贵金属：北宋高宗时，仅广州、泉州两地，市舶收入每年就达200万贯，而每年市舶总收入即占宋代国家总收入的20%左右。宋代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将通过市舶所得的丰厚收入与舶来奢侈产品补贴财政开支，包括直接由官府出售折现，抵付商人依“折中法”捐输至边防粮草，作为保证金收换纸币“会子”，转手出口高丽、日本，发放官员手中以抵支俸禄等等。
在东南亚海洋贸易中，不少国家使用金银为货币。阿拉伯、波斯与东罗马帝国广泛使用的金币与银币，源源不断地抵达泉州、广州、扬州等东南港口，从而迫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尝试使用银本位币值。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博易。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64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30升，或40升至百升。其他贸易悉用是，名曰“者婆金”。正如按照日本人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的论点，为了防止原本作为基本货币单位铜钱的过分外流，唐代中央政府视岭南“为一特别经济与货币区域”，允许其官开采金银矿山，并流通金银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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