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期间，宋子文还不失时机地向美国公众展现了自己的外交形象。美国出版大亨、《财富》杂志和《时代》周刊老板卢斯也是一位传教士的儿子，宋子文在卢斯的安排下，向美国听众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充满强烈亲美意向的广播演说，并很快被《纽约时报》转载。他的论点在华盛顿大受欢迎，恰好迎合了喜欢把自己美化成“中国的救星、天然的盟友”的美国精英阶层的心理。
日本密切注视着宋子文的话动。最开始，日本外务省对中美棉麦借款持中立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美国解决其严重经济问题的措施。但当日本得知宋子文不仅在美国寻求借款，并在随后的欧洲之行中，极力倡导成立一个排除日本的对华投资贷款顾问委员会，全面寻求经济和技术援助。日本的态度就变得强硬起来。
到1933年冬天，棉麦借款因受日本干预而受阻，失败已经显而易见，随之破灭的还有宋子文“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计划，他本人也于当年11月辞职。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权内部“亲日派”势力日益抬头，而美国对华态度也明显趋于冷淡，数年间都拒绝对华提供新的贷款，中美关系亦无进展。
7年后，当宋子文再次来到美国时亦颇受冷遇。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道：“借款事文到美后无日不在洽商进行中，惟因美国专心注意英国战事，加以准备大选，各部又缺乏联络，而政府要员于暑期中常不在京，以致迁延时日。然文仍抱最大耐心，积极向各方进行，冀收实果……”摩根索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可怜的宋子文来到这里，可我们什么也不能帮他。”言语中流露出几分同情。
宋子文的转机不久后便降临了。美国开始酝酿《租借法案》。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花园浇水管”演说，正式提出了“租借”概念。他声称，只有把充足的武器送给抗战的人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就不会遭受别人一直在被迫忍受的战争困难”。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案》得以通过，这无疑是“珍珠港事变”前美国“通向战争的所有步骤中最有意义的一步”。
在《租借法案》讨论期间，宋子文就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可能带来的美援，力促罗斯福派特使访华。罗斯福挑选了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担任这一复杂的使命。恰如宋子文电告蒋介石时所说，柯里“日常在总统旁，此后美国经济、财政上或能加强援我，且可在钧座及总统间作一私人联络线”。1941年2月到3月，柯里来到中国访问。归国后柯里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如是说：“既然蒋介石把总统看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总统就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去影响这位指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
1941年初，柯里的访华和《租借法案》的通过给宋子文带来了极大希望。他以为，美援从此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提出了一份广泛的援助清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拥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并请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训练并装备陆军30个师；帮助中国建立有效的国际交通线，保持滇缅公路的交通运输。但美国陆军部认为，中国尚未对有效使用租借援助做好充分准备，美国陆军部在实施援助上总是不冷不热，拖拖拉拉。
苦等美援不来的蒋介石渐渐丧失耐性。“柯里先生离此已一个月半矣，然迄未闻任何具体之结果。”他向美驻华大使詹森抱怨，“余实不明何以不信任我人至此。”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援华物资仍继续输来，百姓则问：“中国所得美国之援助究有若干？”苏联大使及顾问常催问美国飞机何时到达，常有挖苦嘲讽之意。
蒋介石的警告引起了美国的注意。1941年4月18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向罗斯福强调，苏联驻华大使正在积极活动削弱中国对美援的信心，为竭尽所能尽快地鼓舞国民党的士气，应迅速提供援华的具体清单。8天后，赫尔通知中方，根据宋子文的援助清单，“罗斯福已授权立即安排4500万美元的援华战争物资”。到1941年夏，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已向中国拨款1.45亿美元。
1941年夏：苦撑待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