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这位门生的政治野望和复杂个性，老公爵实实在在是低估了。早在1918年，初出茅庐的近卫就在政论中宣称：“我国领土狭小、缺乏原料、人口不多、工业品市场贫弱……在此情形下，为了生存起见，日本不得不效仿大战之前的德国，采取打破现状的举动。”从1927年到1936年，围绕近卫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革新派官僚集团，其中既有岸信介、迫水久常等工商和财经官员，也有白鸟敏夫、牛场信彦等外交官，甚至连永田铁山这样的陆军军人也厕身其间。这个集团仇视议会政治和英美自由主义，鼓吹以纳粹德国为样板的极权政体、统治经济以及掠夺大陆资源的长期发展模式。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隆指出：“所谓革新，其实就是以法西斯主义为目标的行为。”“二二六”事件后，革新官僚与控制陆军的“统制派”展开全面合作，以直属于首相的内阁调查局为中心，制订出战时工业增产计划、人力和物资动员计划、生活必需品配给方案等一系列腹稿，日后都被应用于侵略战争。
近卫本人的执政理念尤其值得玩味。尽管出身贵族世家，但这位公爵更乐于成为希特勒式的群众运动领袖；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手利用革新官僚动员和蛊惑民众，一手对陆军将领形成控制，最终修改帝国宪法、将行政权和统率权集中到首相手中。但近卫显然不具备希特勒的心理战技巧和宫斗手腕，自作聪明的他想出了一个风险系数极高的方案：对陆军的扩张主义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以换取对方赞成自己改革内政和动员群众。与此同时，借助革新官僚之手控制军工生产和物资分配，最终以恩威并施的姿态确立对陆海军的全面领导。他显然忘记了，一旦轻启战衅，军部完全可以借“一切为了前线”之名，自行攫取对经济、外交和舆论的控制权，而把他这个首相一脚踢开。而近卫迎合军人的姿态，势必大大损及他在文官和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当他在6月4日公布以广田弘毅出任外交大臣、杉山元留任陆军大臣、盐野季彦留任司法大臣的阁员名单后，《文艺春秋》的一则匿名评论质疑道：“这难道不是广田内阁那种妥协办法的再现吗？”近卫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不确定性当中。
“日本治下的和平”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次著名的内部演讲，史称“天羽声明”。他宣称：鉴于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大陆也就负有“特殊责任”，“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日本有责任单独行动……并反对中国采取任何以夷制夷的政策”。假如其他欧美国家希望给予中国政府以经济、技术以及军事方面的援助，势必会“给日本和东亚带来严重后果”，东京将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
天羽鼓吹的所谓“特殊责任”，本质上是要建立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排他性统治，以在西太平洋实现“日本治下的和平”（Pax Nipponica）。这份声明的出台，标志着盛行于上世纪20年代的和平扩张模式已经退潮。彼时，日本一批自由派政治家、倾向和平主义的外交官和海军将领竭力主张放弃成本高昂的大陆扩张路线，效仿17～19世纪的英国，借助经济渗透和大国之间的“协调外交”增加国际权势。这些人士认为：兼并大陆领土并加以开发需要投入昂贵的经济和政治成本，还容易招来其他列强的敌视，这对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内部存在诸多社会问题的日本并不是一种划算的选择。相反，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条约》给日本留出了诸多弹性空间，通过在经济上增加对华出口和投资、政治上操纵军阀相互对立、外交上与英美协调转圜的方式，日本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大、更稳定的收益。而在大陆征服的必要性解除之后，陆军只须维持在较小的规模，使更多劳动力能投入到生产当中。
然而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工业化程度较低、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需要外部市场来提供缓解震荡的冗余，但列强相继高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保护主义，使东京无法通过商业渠道获取抵御冲击的资源。短短两年之内，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0%，出口贸易额减少47%，工人平均工资下滑31%，774家银行中有100多家破产或被迫休业。这次“昭和恐慌”在激化国内矛盾的同时，也令鼓吹“大陆政策”的军事扩张主义者再度控制了话语权。在他们看来，英美这种“垄断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天然资源，兵不血刃地压制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之不能自由地争取民族利益的经济帝国主义”（近卫文麿语），绝不可能坐视日本发展壮大；东京若想发展和平的商业帝国主义，始终会遭受英美的压制和掣肘。唯有在东亚大陆取得独占性的能源、矿产和耕地，使之成为仅服务于大和民族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日本才能在不依赖外界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壮大。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作战以及1935年的“华北分离工作”，正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然而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恰好与中国的政治再统一发生于同一时期，并迅速形成对立。国际关系史家入江昭在代表作《帝国主义之后》中指出：30年代的日本当局目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攻势、蒋介石统一全国军政的努力以及与欧美强化关系的尝试，焦虑感一天天地加深。中国即将在国民党领导下恢复经济和政治统一，成为一个独立、亲英美的大洲级陆上强国，彻底排除日本的军事蚕食和经济渗透，这样一幅图景令本身仅是一个中等强国的日本倍感恐惧，生出了加以阻挠的愿望。“天羽声明”强横的用词，便是一种“预防性扩张”（Preventive Expansion）心理的反映——日本明白地昭告世界，尽管中国重新统一的步伐正在加快，但东京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对“生存空间”的独占权。1936年，“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又被写入了《国策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