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卢沟桥冲突的“龙王庙射击事件”和“日兵志村菊次郎失踪风波”，长期以来被视为悬案。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驻节北平）今井武夫在战后曾对这两个事件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军队并未擅自开火，但对确切的责任人依然语焉不详。近年来，军史作家萨苏通过对双方史料的判读，发现了日方蓄意制造冲突的一系列新证据：卷入事件的日军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在数年后撰写过一份详尽的报告，承认他早已制订了奇袭卢沟桥、宛平城和南苑的计划，并且颇感自豪。在龙王庙附近“演习”的日军出发前特地携带了每人160发的实弹，他们在察觉到志村菊次郎“失踪”后，不是就地展开搜寻，反而立即驰往平汉铁路卢沟桥车站和附近的制高点——文字山（可用作炮兵阵地），控制了这两处交通要隘，随后才作势到宛平城附近“寻人”。牟田口联队的驻地丰台也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日军合法驻屯点，而是日军在1936年9月处心积虑强夺的。在7月7日挑起冲突之前，日军已经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北平城以北、以东和东南方向的交通要道，只余卢沟铁桥所在的平汉线。牟田口看似轻妄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完成蓄谋已久的攻占北平计划的最后一步。
当中日两军发生冲突的消息在8日凌晨传到东京时，近卫首相正忙于处理内政事务，应对事件的处置权被授予了三宅坂的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闲院宫是皇族，年过七旬，基本只是个花瓶人物，次长今井清患病休假，掌握实权的是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他被一群兴奋的课长堵在办公室里，神情疲惫。
石原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第30期，是日本陆军“参谋独断”路线的始作俑者。“一战”结束后，垂垂老矣的将军们被航空战、装甲兵、化学武器等全新的军事科技和战术震慑得目瞪口呆，他们自知已难于跟上潮流，便只能倚重手下初出茅庐的参谋。这些参谋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自负至极，又和近卫首相的幕僚一样怀有“革新时局”的野心，久而久之竟然挟持了缺乏判断力的上级，成为陆军的实际决策者。1931年，正是时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和同僚板垣征四郎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说服司令官本庄出动大军加以支援。这种擅作主张的行为在事后没有受到任何惩戒，足以鼓舞一切胆大妄为的后来者。到1937年，“下克上”的行为在陆军中已经成为常态，甚至有参谋敢于伪造司令官的签名、擅自调动部队。
然而当石原在1937年3月升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之后，却成为扩大侵华的反对者。前一年春天，他受命参与《帝国国防方针》的修订，由于海军的坚持，文件中载入了同时以美苏为敌的目标，并把陆军兵力标准设定为平时20个常备师团（其中6个驻满洲），战时50个师团、140个航空中队。石原对该方针的现实性深表怀疑，他私下抱怨说：“从我国的国力出发，根本不可能把军备水平提升到足以和世界第一大陆军强国（苏联）以及世界第一大海军强国（美国）同时为敌的水平。”“如果放任形势恶化，迟早会陷于与苏、美、英、中四国同时为敌的困境。现实的做法是将对苏战备作为重心，排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对中国则要使关系不至于破裂。”
换言之，石原之所以反对大规模入侵中国，并不是因为他爱好和平，而是出于现实的算计：在日美关系前景不明、日苏对抗趋于长期化的背景下，贸然在中国内地用兵将牵制住陆军有限的常备师团，使“满洲国”防务处于空虚状态，这是这位“满洲事变”的策划者万万不能容忍的。同一天傍晚，经闲院宫批准，石原从三宅坂向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发电报：“为防止事态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9日凌晨，永定河两岸的中日军队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各自退回原驻地，近卫首相遂在当天上午的四相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的方针。石原高高兴兴地告诉部下河边虎四郎：“要想解决问题，还是不使用武力为好，让陆军省去了结吧！”随后就回家睡觉了。
所谓“不扩大”，当然是有条件的：石原要求中国驻屯军责成中方处分7月7日事件的“肇事人”，取缔平津地区的反日团体，并后撤中国军队的控制线。但从本土向华北增兵的动议被否决了，当地日军还被要求将冲突控制在平津周边，避免华中和华南受到影响。然而石原万万不曾想到，就在他去睡觉之后，他手下最得力的几个课长却开始私下串联，并和朝鲜军、关东军里的年轻参谋打了好几通电话，密谋要推翻“不扩大”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