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美派与知中派(2)

时间:2015-08-19 06:00:58 

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

出生在华盛顿的欧文·拉铁摩尔与中国的缘分在他不到1岁时便已结下。幼时他与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成年后在英国驻华的贸易公司工作。东奔西走的经历,使他详细了解到中国境内及毗邻地区的情况,并唤起了投身学术的愿望,在战前已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担任《太平洋事务》的主任编辑。1937年,他为《美亚》杂志充当翻译时来到延安,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这次旅行,让他看到了变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他有一句成为谶语的名言:“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的现象日益严重,美国感到在蒋介石旁边安插一位可以监督的政治顾问非常必要,“中国通”拉铁摩尔成为最佳人选。担任顾问期间,拉铁摩尔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蒋介石日本进攻东南亚时,英国为了保存地盘可能会“以邻为壑”,让他早做准备。1942年拉铁摩尔主动选择辞去了顾问职务。1944年拉铁摩尔随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建议美方施加压力使蒋介石政府调整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军向延安派观察组。1945年,拉铁摩尔继续在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当年出版的著作《简明中国史》包含了他担任蒋介石顾问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作为让美国人了解自己盟国的启蒙读物,仅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就发行了10万册。

包瑞德(1892~1977)

包瑞德来到中国完全是阴差阳错。“一战”结束后,在菲律宾担任下级步兵军官期间,包瑞德报名参加了一个在日本的军官培训项目,但结果他被送往了北京,在美国公使馆任助理武官学习语言。包瑞德很快就掌握了汉语,并能够在谈话中引经据典。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美国公使馆成员,他随国民政府先是辗转到汉口,然后再到重庆。包瑞德一直苦于自己是武官身份,而不是军队成员,因而没有什么作为空间。1944年,包瑞德上校因为长期在华担任武官,熟悉中国情况,汉语水平颇高,还是中缅印战区的情报官员,成为赴延安观察组的组长。最终在1944年底,观察组提交了报告。包瑞德在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他建议立即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还建议向中共各军区司令部提供无线电台,并派驻懂中文的美国军官,直到战争结束。这份报告对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亨利·卢斯(1898~1967)

亨利·卢斯是《时代》、《生活》、《财富》等杂志的创始人。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生于山东蓬莱,幼年在山东读书,从小受到在华传教父亲的熏染,一直怀有将中国基督化、美国化的幻想。在抗战期间,卢斯以他的杂志为阵地,树立以蒋氏夫妇为中心的中国正面形象,为中国获得美国支持、争取美援做出巨大贡献。因为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而左右公众舆论的公众感情又几乎为“外交形象”所支配,“中国形象”的作用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甚为微妙。卢斯据此企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从30年代末开始,他依靠杂志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报道,使公众接受他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丘吉尔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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