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拉铁摩尔（1900～1989）
出生在华盛顿的欧文·拉铁摩尔与中国的缘分在他不到1岁时便已结下。幼时他与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成年后在英国驻华的贸易公司工作。东奔西走的经历，使他详细了解到中国境内及毗邻地区的情况，并唤起了投身学术的愿望，在战前已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担任《太平洋事务》的主任编辑。1937年，他为《美亚》杂志充当翻译时来到延安，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这次旅行，让他看到了变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他有一句成为谶语的名言：“日本军队是中国军队的磨刀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是在与日本作战中磨炼出来的，而在未来的内战中，拒绝与日本军队作战的国军主力，一定会被与日军作战的共军主力所击败。”随着国民党政府在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侵吞美国援华物资的现象日益严重，美国感到在蒋介石旁边安插一位可以监督的政治顾问非常必要，“中国通”拉铁摩尔成为最佳人选。担任顾问期间，拉铁摩尔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蒋介石日本进攻东南亚时，英国为了保存地盘可能会“以邻为壑”，让他早做准备。1942年拉铁摩尔主动选择辞去了顾问职务。1944年拉铁摩尔随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建议美方施加压力使蒋介石政府调整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军向延安派观察组。1945年，拉铁摩尔继续在霍普金斯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当年出版的著作《简明中国史》包含了他担任蒋介石顾问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和亲身感受，作为让美国人了解自己盟国的启蒙读物，仅向太平洋战区的美军就发行了10万册。
包瑞德（1892～1977）
包瑞德来到中国完全是阴差阳错。“一战”结束后，在菲律宾担任下级步兵军官期间，包瑞德报名参加了一个在日本的军官培训项目，但结果他被送往了北京，在美国公使馆任助理武官学习语言。包瑞德很快就掌握了汉语，并能够在谈话中引经据典。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美国公使馆成员，他随国民政府先是辗转到汉口，然后再到重庆。包瑞德一直苦于自己是武官身份，而不是军队成员，因而没有什么作为空间。1944年，包瑞德上校因为长期在华担任武官，熟悉中国情况，汉语水平颇高，还是中缅印战区的情报官员，成为赴延安观察组的组长。最终在1944年底，观察组提交了报告。包瑞德在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受战斗锻炼、受过良好训练、伙食和服装都不错的志愿军，这支队伍本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他建议立即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还建议向中共各军区司令部提供无线电台，并派驻懂中文的美国军官，直到战争结束。这份报告对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亨利·卢斯（1898～1967）
亨利·卢斯是《时代》、《生活》、《财富》等杂志的创始人。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生于山东蓬莱，幼年在山东读书，从小受到在华传教父亲的熏染，一直怀有将中国基督化、美国化的幻想。在抗战期间，卢斯以他的杂志为阵地，树立以蒋氏夫妇为中心的中国正面形象，为中国获得美国支持、争取美援做出巨大贡献。因为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而左右公众舆论的公众感情又几乎为“外交形象”所支配，“中国形象”的作用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甚为微妙。卢斯据此企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形象，从30年代末开始，他依靠杂志的巨大影响力，通过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报道，使公众接受他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丘吉尔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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