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幼军1933年出生在哈尔滨，就是他在《冰小鸭的春天》里说的那个“冰城”。记忆中的童年并不是金色，而总是笼罩着阴霾与寒意。当时日本人已经占据东三省，在孙幼军6岁那年，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曾两次被日本人以“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由抓走，遭受酷刑，差点没命。而真正的原因是父亲不愿招出参加地下党的三弟的去向。“保释就医”时，父亲是从监狱里被抬出来的，他的心脏病发作，奄奄一息。
然而父亲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带着全家逃亡关内。在孙幼军心中，父亲就是他的不周山，那是古代神话里的一根擎天柱，没有它支撑着，天会塌下来。作为家中长子，孙幼军得到父亲更多的期望，每流浪到一处，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送进学校。颠沛流离的童年里，孙幼军先后读过9所小学，直到1947年才从长春市中山区国小毕业，考入长春市第一中学。
在父亲的拼命护佑下，孙幼军得以茁壮成长。按照父亲的理想，孙幼军应该成为一个“谁来了都不会饿肚子的”工程师。但孙幼军偏偏喜欢文学，总想当个作家，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写日记，读“新文艺”甚至武侠小说。虽然对孙幼军的倾向不以为然，但父亲从不干预，仅仅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而已。
从还只能听故事开始，年幼的孙幼军就有“土”“洋”两条输送渠道。一条来自呼兰农村的姥姥。常常犯喘息病的母亲无法招架接踵而至的娃娃，就让姥姥来帮忙照顾。那时的孙幼军出奇的淘气，姥姥能让他安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讲故事。在孙幼军的记忆中，这个胖老太太是真正的“故事篓子”，可以讲上三天不重样儿，“不知道她肚子里怎么会有那样多新鲜玩意儿”。直到上初中时，孙幼军偶然在书店里看到一本搜集整理的东北民间故事，翻开一看，里面的很多故事和姥姥讲给他的简直一模一样！年幼的他甚至断定，那位搜集者找的讲述人正是他那不识字的姥姥。
另一条来自懂得三种外文的父亲。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到了当时极为罕见的日文和俄文“幼儿读物”，常常指着图画讲给孙幼军听。上小学后，孙幼军读的“洋”童话就更多了，《格林童话》、《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木偶奇遇记》、《闵希豪生奇游记》……“土”的童话便用武侠小说和《西游记》、《济公传》之类代替了，这在当时统统被称为“闲书”，其他同学由于家长限制，是没有福分读的。
当时孙幼军全家正流浪到北平，住在北锣鼓巷，出了胡同口就是鼓楼大街的热闹中心，其中也包括几家旧书摊。春节时孩子们衣袋里有了些钱，便涌来这里买炮仗和小吃，孙幼军的眼睛却始终紧紧盯住旧书摊上的书，那目光和别的孩子同样贪婪。寒假里他也不怕冻手冻脚，站在书摊前废寝忘食地阅读，直到书摊老板不耐烦地驱赶，这才理直气壮地掏出钱来。买的书往往不是拿在手中正在看的，看的书也不是真正打算买的，因为他的口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父亲亲手钉了一个小书架，孙幼军把买回来的这些旧书摆在上面，便有了自己的小小书屋。
孙幼军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父母生活负担沉重，哄弟妹的任务就落在孙幼军身上。“论起淘气的招数，他们四个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我，但是我领着他们干‘讨人嫌的事’，结果往往不美妙，一旦闯祸，受责罚的总是我。”终于有一天，孙幼军想起姥姥应付自己的办法——讲故事。那时候的孙幼军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是弟妹当中“文化层次”最高的，已经开始囫囵吞枣地读《西游记》了。孙幼军像模像样地把自己听得滚瓜烂熟的故事讲给弟妹听，几个吵吵闹闹的小家伙立马就安静下来。有时候讲着讲着，孙幼军忘了下文，为了不折损大哥的威信，他便不动声色地编造一些情节，把故事连缀起来。孙幼军后来常常开玩笑说，这就是他最早的“童话创作”。
1948年10月，年仅39岁的父亲撇下妻子和五个孩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从少年时代开始，父亲就知道自己的一生会比他的同伴们短促得多。他的那颗心脏，用他自嘲的话说，是“该通的地方不通，不该通的地方通”。但父亲始终乐观地对待生活，不放弃生命本应给予他的一切权利。他骑自行车、溜冰、游泳、登山，喜欢音乐、摄影，还爱唱京戏、拉京胡。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家里也总有父亲的琴声和谈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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