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人世间
华盛顿具有首都政治中心的空间大尺度，没有纽约那样林立的摩天大厦，也少了国际大都会的摩登。1962年，张爱玲去香港写剧本回来，就搬进赖雅在这里找到的公寓，并在这里住了近两年。
1958年底离开彼得堡后，他们去了洛杉矶，到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报到。结束那里的居留后，他们移居旧金山，住在布什街125号25公寓。赖雅曾打算在旧金山稳定下来。他在几条街外的鲍斯脱街（Post Street）为自己找到一间办公室，每天都去坐坐，为他的《克里斯汀》（Kristen）和一些戏剧剧本工作，也写关于辛克莱·刘易斯的传记。这期间，张爱玲接到委托，把《狄村笨伯》改写成中、英两个版本的电影剧本，每本稿费1500美元。她还通过宋淇夫妇和美国驻台湾新闻处处长麦卡锡的关系，替美国新闻处做翻译。日子逐渐有种安稳的味道，他们有了生活的常规节奏，多姿多彩，也有了各自的朋友。创作上，张爱玲势头不减。她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在创作，“打字打得昏天黑地”，写了英文长篇小说《少帅》、《上海游闲人》和一部8万字的小说，起好了《易经》（Book of Change）的大纲。但她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找到出版商。不过通过写剧本和翻译，她暂时有了比较宽裕的稿费收入。张爱玲的心没有安定下来，她仍然希望住在纽约。赖雅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长期居住在纽约可以宣告爱玲的成就，这是她最后的愿望，对她来说是中国人的文明病。”她始终觉得缺钱。赖雅曾坦率告诉过她，他无法对两人未来的收入有多大贡献。他每月只有50美元的社会福利金和过去出版的书很少的版税。这段时期，张爱玲写信给邝美文：“……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张爱玲决定去一趟香港和台湾，“一来因长途编剧不方便”，“二来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当她告诉赖雅这个计划时，赖雅震惊，不快而疲惫，在日记中写道：“Well，她想要改变，而我想要和眼前一样的生活。”
1961年10月，张爱玲去台湾和香港后，赖雅不久就来了华盛顿，住在女儿霏斯家附近的公寓里。在那5个月里，他们书信往来。张爱玲在香港很不如意，病痛、过度的工作还有经济上的窘境困扰着她。在给赖雅的信中，她写道：“想到乱花钱，就减少我目前所作所为的意义——从上午10点到凌晨1点，精疲力竭的工作。所以请别让我不开心。”“自搭了那班从旧金山起飞的挤拥客机后，我一直腿肿脚胀（轻微的水肿病）。看来我要等到农历前大减价时才能买得起一双较宽大的鞋子。……甜心，你不告诉我你的近况，但是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活得狼狈不堪。”因为与宋淇在《红楼梦》剧本上发生了矛盾，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这一个月以来我一直都被笼罩在这不确定的痛苦中——这是我付出三个月的辛苦工作和为下半年生活的奋斗！”“元宵节前一晚，我独自爬到屋顶阳台，望着夜空那一轮又红又大的月亮。在这里，我没有一个朋友了。”赖雅的信则给她很多宽慰。他发来了在华盛顿新公寓的蓝图，告诉她租金很便宜，每次都催促她早日回去。终于，在香港感到厌倦和孤独的张爱玲，回到了赖雅在华盛顿安的新家。赖雅的健康状况在不断地恶化。他在日记中写道：“如何好好保持状态？死亡！”张爱玲回到他身边，为他带回了春天。
赖雅在华盛顿找的公寓，坐落在第六街105号的皇家庭院（Royal Court），是很朴素的公寓套间。这里离国会图书馆和最高法院很近，步行得远一点，可以走到国会大厦。他们在国会图书馆申请了并排的两个座位，张爱玲在那里查找写作所需的书。华盛顿的街道不似纽约给人的高楼丛林中的压缩感，也没有车水马龙的躁动，而带着各色砖石小楼沿街并肩而立的安详，安安静静。在这所公寓里，张爱玲离美国大家庭更近了。他们到霏斯家拜访、交谈、用餐；赖雅的外孙也来看望他们，张爱玲请他们吃冰淇淋和糖纳子。张爱玲与霏斯几乎同岁。在赖雅弥留的那段日子，他们曾因为都无法拯救这个自己所爱的男人，而变得相互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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