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丝织品数量如此巨大，其走向却未必是一个说起来同样华丽的问题。先是向辽，后是向金，宋代输送了大量作为“岁贡”的丝织品。1004年宋辽签下的“澶州之盟”除“贡银10万两”之外还包括岁贡“绢20万匹”，不久又增加为30万匹。丝绸早在唐代以前就因“保值”而被作为实物货币广泛使用，自唐开元二十年（732）正式颁布法令“绫罗绢布……与钱货兼用”后，丝绸更成为当时东西方交易的合法货币，只是当时正意气风发的唐玄宗绝不会想到中国的丝绸会被兼用作“岁贡”的货币。
1204年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南宋正值宋宁宗在位的嘉泰四年。就在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的那个4月，36岁的宋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追封岳飞为鄂王。次年，宋宁宗改元“开禧”，取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以示恢复北方江山之志。1206年，宋宁宗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爵位和谥号、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同年5月，宋宁宗下诏北伐金朝，史称“开禧北伐”。然而，这场战争于第二年以宋朝战败而结束。1208年，宋金签订“嘉定和议”，“增岁币为银帛各三十万”。丝绸在宋代又一次印证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典故，只是已经少了该典故原本在西汉《淮南子》中的雍容：“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时局的变迁成就了中国丝绸业的全面南移，江浙地区至此完全取代北方山东、河南等传统丝织业中心的地位，以致江浙成为后人心目中丝绸的理所当然的代名词，而几乎忘却当年在陆上丝绸之路上传送的丝绸其实原本与江浙无关。唐代奠定的“纬锦”技术在丝绸业南移后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是驱动力中多了一层来自北方的需求，“织金锦”的出现就是典型的例证。此前宋代文献中也多次出现过“捻金锦”，即在织物中加入金线，因过于奢华而屡遭禁止。但金色饰物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最爱，因此织金锦便屡屡现身于丝绸的岁贡之路中。对于南宋本国的子民来说，风土的变化倒使纱罗织物大为流行。如同《中国丝绸文化史》中所说：“宋地的人对纱罗与罗縠似乎更为迷恋，此类织物的轻灵飘逸更能体现文人士子的风采，而南宋政权建在南方，炎热的天气也使得纱罗织物大行其道。”
两宋是公认的“文人画”兴起年代。“举之若无，裁以为衣，真若烟雾”的纱罗与罗縠也确实更能映衬文人画中那些欲说还休的云水迷蒙。丝绸北贡的同时，宋倒也享受着来自三佛齐王国（Samboja kingdom）之类南方“蕃国”的进贡。三佛齐王国位于苏门答腊岛，自唐初开始与中国有贡奉与贸易往来。《宋会要辑稿》记载，三佛齐王国经常进贡玻璃器，仅南宋淳熙五年（1178）正月一次就进贡了200多件。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1225年著成的《诸蕃志》中记载：三佛齐王国大部分物产来自大食，也即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当拜占庭的玻璃隐退入威尼斯、日益神秘之时，延续自萨珊玻璃的伊斯兰玻璃却正毫不拘谨地步入东方的殿堂。只是此时中国人对于玻璃的心态已经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中国与“玻璃”或“琉璃”漫长的接触史中，南宋是最早彻底分辨清楚玻璃与玉石差别的时代。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演繁露》中清楚指出：“铸石为器，古已有之”；“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玻璃的神话色彩消除后，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获得了“番琉璃”、“药玉”、“假玉”等不太恭敬的别称。“番”字在两宋时期已经不大能全现“万邦来朝”的气魄，反倒多了些防范的意味。“药玉”意指玻璃是以“铅和诸药”人工烧成，“假玉”则将“药”这一讳称也直接省略了。苏轼作有一首标题经常被简化为《独酌试药玉滑盏》的五言诗，起首是：“熔铅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为酒杯，规摩定州瓷。”从纯理科的角度看，苏轼准确描摹了一只以铅为助熔剂烧制的仿定窑瓷国产玻璃杯；但倘若换作宋代文人的眼光去看，“作玉真自欺”才是核心，而且原标题“有怀诸君子”诸字不应省略，后面的“曹侯天下平，定国岂其师”等句也不该被忽略。事实上，苏轼的友人陈师道不久就回过一首《次韵苏公独酌试药玉滑盏》，起首是：“仙人弃余粮，玉色已可欺。小试换骨方，价重十冰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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