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如今可以在史料中知道魏徵酿造葡萄酒，但他的酿造技术却早已失传。传为柳宗元所撰的《龙城录》有记载：“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醹渌翠涛，常以大金罂内贮盛，十年饮不败，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醹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兰生，即汉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炀帝酒名。公此酒本学酿于西羌人，岂非得大宛之法，司马迁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一般认为魏徵酿的是“醹渌”与“翠涛”两种葡萄酒，不过从字面上看，与今天常见的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不同，魏徵所酿是一种“绿葡萄酒”。
“醹渌”早在晋代就被作为“美酒”的代称。《本草纲目·酒》中解释：“酒，红曰醍，绿曰醽，白曰醝。”“醹渌”正是一种绿酒。清末吴趼人笔下还有“灯红酒绿”的词句，可见当时绿酒常见，反是如今只剩下“竹叶青”、“杨林肥酒”等少数代表。然而，传统的“醹渌”是用米酿造的，魏徵的“醹渌”脱颖而出则是因为使用葡萄。关于葡萄的东传，北宋《南部新书》中的这段记载经常被引用：“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唐太宗因此被视为中原酿酒第一人。但对比史料可以发现，“太宗破高昌”是在640年，而魏徵任左相是在633～642年。643年魏徵病故。一般葡萄种植后3年后才开始结果、5年后才适合酿酒，就算唐太宗心急，葡萄刚结果就拿来酿酒，魏徵恐怕也喝不上了。因此，更可能的是魏徵酿酒在先。至于魏徵从何处学的技术，据岳东《魏徵与葡萄酒酿造术的传播》一文考证，应该于魏徵出身漠北游牧民族高车有关。高车与粟特人来往密切，比较其他史料中对粟特葡萄酒的记载，魏徵显然是得到了粟特人的真传，然而高车这一卑微的出身使得魏徵不便向唐太宗透露，以至于高昌战后唐太宗才得“酒法”。唐太宗亲自酿酒，其实也可视为向故去的心爱大臣兼一代酿酒宗师致敬。
尽管有皇帝亲酿，魏徵的绿葡萄酒仍然在中国绝迹了。“醹渌”一词虽然仍然大量出现在唐以后的诗文中，但明显指的是米酿绿酒，与魏徵无关。“马乳葡萄”学名“马奶子”，原产西亚与中亚、公元前后由粟特人引进新疆，如今只用于食用，很少用来酿酒。现在全世界只有葡萄牙尚存绿葡萄酒（Vinho Verde），其酿造史可追溯到古罗马，实际上是一种清淡、酸度高、略带起泡的白葡萄酒，因酒液略带绿色反光而得名。葡萄牙酿造绿葡萄酒最主要的葡萄品种名为阿尔巴利诺（Alvarinho），字面意思是“来自莱茵的白（葡萄）”。基因测试表明：阿尔巴利诺与德国著名品种雷司令（Riesling）有亲缘关系，而雷司令的母本之一是在法国汝拉山区用于酿造以耐存放著称的黄葡萄酒（vinjaunes）的萨瓦涅（Savagnin），萨瓦涅的故乡则已接近东欧，遥望“马乳葡萄”的故乡。这恐怕也是魏徵的“醹渌”与“翠涛”留给今人最后一点可幻想的痕迹。
粟特人：小人物的大时代
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惠特菲尔德（Susan Whitfield）出版了一本貌似虚构小说的作品：《丝路岁月》（Life along the Silk Road）。书的副标题是“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全书的第一个出场人物是“纳奈反达克”，一位虚拟的粟特商人学徒。将粟特商人置于卷首是理所应当的，没有粟特商人，随后士兵、马夫、公主、僧侣、艺妓、尼姑、寡妇、官吏、艺术家在丝路上的故事就不可能发生。倘若说丝绸等商品是丝绸之路必不可少的养料，粟特商人就是推动这些养料流动的“丝路之血”。
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代，粟特（Sugda）人就已经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狭长谷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定居，并因居住地得名，使用一种源自中古东伊朗语的语言。粟特人最初臣服于波斯帝国，公元前4世纪后俯首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世纪又被并入希腊化的“大夏－希腊王国”。200年后匈奴人在北方崛起、大月氏西迁，索格底亚那地区陷入战乱，粟特人一度从历史记载中消失。直到张骞自从西域带回康居国的情报，粟特人才重现史籍。
战乱成就了粟特人敏锐的外交直觉与卓越的语言才能，两种能力合在一起就成为精明的经商本能。粟特人最初不过是把持着西域商业的贵霜王国（今阿富汗与北印度）商业网络中的区域性“业务员”，公元3世纪，贵霜与汉王朝都开始衰落时，粟特人却逐步摆脱旧东家的控制，通过纳贡等方式连通东方中国走马灯般轮换的政权、北方各游牧汗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逐步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网络，使这些威加海内的君主事实上成了在日常所需上听命于粟特商人的忠实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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