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之辨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伯远帖》展览位置正对着武英殿“石渠宝笈展”入口，短短五行四十七字，写在一张泛黄且有残损的纸上，然而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极长的卷轴，卷首有乾隆所书的“江左风华”四个大字，前隔水有御书：“家学世范，草圣有传，宣和书谱。”又有讲述“三希”名称来源的题签：“乾隆丙寅春月，获王珣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颜曰‘三希堂’。”后隔水上则有明人董其昌、王肯堂的题跋，乾隆绘制的竹木文石图，以及清代董邦达遵照乾隆之命绘制的山水图卷，并大臣沈德潜所书“三希堂歌”。在原作的四周，有七枚乾隆骑缝印和一枚近代郭葆昌骑缝印。纸面上的三个古半印，已经漫漶不可辨识。
这些远超过原作篇幅的、纷繁的后人印迹，恰是后世对之顶礼膜拜、视若珍宝的证明。题跋、印章不仅记录了《伯远帖》传递历史中的部分轨迹，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对之进行考证、判断的依据。这幅曾收入宋代《宣和书谱》的书法作品，知名度不如大名鼎鼎的《兰亭序》，在乾隆所藏的“三希”之中，也一度不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然而经由今人考证，其余二帖已经被确认为后人摹临，并非真迹，《伯远帖》却系王珣原书，成为如今存留于世的东晋唯一有名款的书法作品，从而成就了它极为珍贵的历史价值。另一件被认为是真迹的《平复帖》，人们虽然推测作者是陆机，但并无确凿证据。
古代书画的鉴定，正如书画大家徐邦达先生所说“真伪杂糅、花样繁多、离奇变幻”，某种意义上，后世书画鉴藏者只能无限地接近真相，却难有百分百确凿之论。《快雪时晴贴》有赵孟頫的题跋，《中秋帖》、《伯远帖》都曾入《宣和书谱》，乾隆皇帝得到三帖之后视为珍宝，然而清代吴升在《大观录》中即对《中秋帖》的真伪表示怀疑：“此迹书法古厚，墨彩气韵鲜润，但大似肥婢。虽非钩填，恐是宋人临仿。”到了近代，张伯驹、徐邦达、庄严等人都疑为米芾所临。而《快雪时晴帖》则有明显的双钩填廓痕迹，并非自然书写。曾任故宫古物科科长、后来押运故宫文物抵台的庄严写道：“以其在书法本身价值来评，我认为钩描的线条涩而不活，填墨浓重而缺神气，乾隆御题‘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实在夸奖过了一些。”而唯有《伯远帖》，“研究它的人也少，通常对它的争论也较少见。然而就其书法本身言，其运笔之潇洒淋漓，线条之粗细变化自在，以及整体之动态韵律起伏，都是被一般书家所称道的”。
《伯远帖》的真伪也经过了仔细的考辨。“《伯远帖》卷中原有徽宗赵佶题签、收藏印章和宋代章清的题跋，明代经吴其贞过目，顾复也见过。但是明末清初时这些题跋和印章被割掉了，在清代安歧收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研究专家杨臣彬说，“按照宣和装的标准，都是用高丽纸镶边，有几方印章，一个是双龙玺，另外有宣和、政和，还有一方内府图书之印。但是现在这部分在伯远帖上都被裁掉了，上面已经没有任何宋代的痕迹。”而如今纸上那三方古半印则始终难以辨识。无锡书画院的穆棣曾经考证出，位于“峤”字旁边的半印为“殷浩”二字，但是终究没有成为定论。
启功曾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文物局，“由郑振铎先生出任局长，王冶秋、王书庄先生任副局长，后来又由上海请来张珩先生任文物处的副处长，谢稚柳、徐邦达、朱家济先生任鉴定专家”。“那时活动的主要地点在北海公园南门团城的玉佛殿，记得曾在那里鉴定过三希堂帖……我对着光看，只见《伯远帖》哪笔在前，哪笔在后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是真迹无疑。”启功因而还题咏曰：“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杨臣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故宫，跟随启功、徐邦达鉴定古书画，对于在阳光下看《伯远帖》的先后笔顺这一情景也记忆犹新：“墨迹上凡是后一笔叠着前一笔的地方，墨色就会较为黯黑，这是由于行笔时两次着墨所致。在阳光的透射下，可以看到笔画内不是‘双钩填墨’的平涂，而是笔锋自然运行的顿挫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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