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代皇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早期书画（元代以前）来自清宫旧藏和从清宫散佚出去后重新回宫的古画，前者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书画藏品，后者是政府向社会征集的重点书画。它们有的是来自国家征集，有的是属于个人捐赠，启功先生称之为“二进宫”。
中国书画作品，自古就讲究临摹古人。唐代张怀瑾《书断》中就有“买王得羊”的记述，指想买王献之的字，却得到了羊欣的字。北宋末、明末清初、民国初年和当代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中国书画作伪的四次高峰。尤其是明代，社会经济日趋发达，书画成为商品，作伪情况远超前代，名家赝品泛滥，所以“二进宫”自然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鉴定？谁来鉴定？
在清代，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无疑是乾隆皇帝弘历，这是古代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乾隆皇帝秉承康熙皇帝雅好明代董其昌书画的审美观念，热衷于收藏文人画和当时御用画家的佳作。但由于自己的偏好，乾隆皇帝把明代扬州八家、京江画派等作品排除在外。在乾隆皇帝的影响下，清代后期的几位皇帝也继续排斥当时新派书画家的作品，如改（琦）费（丹旭）派、海派、岭南派等书画名家的墨迹就从未进过宫门。
在辛亥革命后，清宫书画藏品转而为公藏。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等研究方法，史学界的“古史辨派”则发展了考据学。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和平环境的条件（除去“十年动乱”）使得系统地鉴定、研究清宫旧藏书画得以实现。
自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皇家收藏的书画开始进行全面鉴定与科学研究。1950年有“徐半尺”之称的书画鉴定家徐邦达被调到国家文物局从事古书画鉴定，参与重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1978年起，受国家委托，徐邦达与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老先生组成全国书画巡回鉴定专家组，为国内各大文博单位所藏历代书画进行全面鉴定，历时8年，撰成《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多卷。鉴定小组解决了中国古代早期书画的鉴定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留在大陆各个博物馆的早期书画，也包括徐邦达、启功早年曾经亲见的迁台书画，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到的传世名迹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馆奠定了基础，也为故宫博物院研究早期绘画建立了一套科学的鉴定方法。
重新认识先贤及皇家的鉴定结论，将临摹本与原件区别开、真迹与赝品区别开，是20世纪中叶研究古代书画的重要课题。比如，唐宋时期临摹的晋唐书画的副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达20多本，在20世纪中叶之前全承清宫旧说，均以真本论之。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专家们基本解决了故宫博物院藏早期书画的鉴定问题和定文物等级的问题，其成就的体现形式主要集中在一级品档案里。1979年，徐邦达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图录》（上）里将一大批以往被认为是真迹的古代书画分为三类：其一是摹本，其二是传本，其三是仿本，主要集中在东晋至北宋初，并运用当时的出土文物进行校正。如：将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列女仁智图》卷断为北宋摹本，将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断为南宋画家之作。又将一批被清宫或前人定为真迹的古代人物画降为传本，如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周昉《挥扇仕女图》卷。
《故宫书画馆：第二编》的代序中提到，常看古书画的人都知道，有的作品落有名款或钤有印章，有的（大半是元代以前的）却是没有款印的。因此，在鉴别中，对前者是辨真伪，对后者则为明是非。所谓“辨真伪”，就是通过分析作品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征，分析有款署的作品之款署是否与作品相符。而对于无款印的书画就无法那样讲，它在流传的过程中，有的经过别人（多半是后代人）评定，认为它是某代或某人所作，这样评定，有的符合事实，有的则不符合事实，因此需要我们去辨别这些评定，即“明是非”。
“目鉴”是中国传统书画鉴定的主要方法。所谓“目鉴”，就是不依靠机器，而是依靠鉴定家的眼睛观察，将作品与鉴定者脑中存储的“样本”相比较的过程。至今，还没有一种可以依赖的科学技术或仪器能够替代鉴定家的眼睛来进行书画的鉴定，这主要是由于书画作伪的历史十分悠久，而且作伪的手段和情况最为复杂，仅仅靠使用仪器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而“目鉴”就要求鉴定者除了要尽可能多而久地接触文物之外，更应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熟悉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掌握书画理论常识，并且要了解书法、绘画的基本创作方法与创作过程。徐邦达曾经将自己青年时代花300块大洋买王原祁假画的事情比喻成“付学费”，他说：“要玩字画，就得付学费。”几乎所有的鉴定家都有类似“走眼”的经历。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同时还是作伪高手的张大千就曾在其《故宫名画读后记》中深有感触地说：“夫鉴赏非易事也。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深；其入之已深，则好尚有所偏至，又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盖必习之以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解超，不惑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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