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在谈到自己为何“以意临帖”而不追求一点一画似古人之真时说，“不法古”的原因是已经“无古可法”。在“古”与“真”隐没的同时，反而产生了“兰亭无下本”的观念。陈忠康解释说，在“真”不可得这一前提事实下，“明清人干脆以接受者的合意程度来评判各种版本，‘鉴真’便逐渐让位于‘求意’。在‘求意’这一自由而宽泛的概念下，每个鉴赏者便均可根据自己的眼光和意愿别有所赏”。而所“赏”之“意”，未必仍与书法本身有关。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在《牧斋有学集》里记过一个故事——
往吾友程孟阳汲古多癖，尝宝藏兰亭一纸，坐卧必俱，以为真定武也。等慈长老居拂水，亦好观兰亭。孟阳端席拂几，郑重出视，等慈指“放”字一磔，以为稍短。孟阳怫然不悦，曰：“此放字一磔稍短，如苍鹰指爪一缩，有横击万里之势，若少展，则无余力矣！师老书家，尚留此俗笔于眼底耶？”辞色俱厉，面发赤不止，余以他语间之而罢。今年冬日，纸牕孤坐，忽见子石所临兰亭卷，追忆四十年前，山园萧寂，松括藏门，二老幅巾凭几，摩挲古帖，面目咳唾，宛如昔梦。子石斯卷，恨不得见孟阳昂首耸肩，抚卷而叹赏也，为泫然久之。
对钱谦益而言，冬日独坐之际，40年前程孟阳所珍藏的“兰亭一纸”是否为“真定武”，其中“放”字是否真有王羲之的笔意，相比于此刻所见张子石所临“兰亭卷”来孰精孰粗……这些问题都已毫不重要。“兰亭”与其说仍是一部书法名帖，不如说已经成了记忆的载体，有着唤回“昔梦”的魔力，是士人将自身抽离于时间而重获某种自由的途径。
清高宗弘历
清代前期的几位君主都很善于巧妙运用汉文化元素来营造自己帝王身份之外的形象，或儒生，或经师，或高士。“兰亭”作为传统文化中一个至为重要的意象，自然也进入了清代帝王的自我想象，特别是清高宗弘历。
与唐宋以来的帝王相同，清高宗与“兰亭”最深的因缘，仍在于收藏和刊刻。神龙本等一批摹本与刻本，便是于这一时期进入清宫内府。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以内府收藏中传为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三人的《兰亭序》摹本，与传为柳公权的《书兰亭诗并后序》及其刻帖本、临写本、摹本等合为《兰亭八柱帖》，又将圆明园中“坐石临流”一景处的方亭改为八角亭，易以石柱，每柱刻帖一卷。值得玩味的是，三个《兰亭序》摹本与《兰亭诗并后序》的书者，其实都缺乏论定的依据，传为唐代柳公权所书的《兰亭诗并后序》，经徐邦达等人的考订，也只是唐代庸流书手所为。因此，所谓“兰亭八柱帖”前四帖的书写者，以当代书法史研究的眼光来看，全部都有问题。中国美术史学者杜娟认为，清高宗乾隆帝对《兰亭序》与《兰亭诗并后序》书家归属的错误认识，主要是受到了明代后期鉴藏家特别是董其昌鉴定观点的影响。“古代书画鉴藏家不像现代鉴定家这样注重考据的严谨与学术性，特别是董其昌更多地站在书画家的立场，凭借感性直觉经验，随兴所至地做出判断，其鉴定真伪多是凭借个人意趣而非可靠的依据，徐邦达先生就曾批评董其昌的鉴定方法是‘悬测虚断’，王连起先生评之为‘妄意’。”
然而，这些疏失，对于清高宗本人来说，或许一点也不重要。生为封建时代最末一个“盛世”的君主，弘历虽然大概也有许多普通人难以体会的苦楚，但总的来说，如果同样用《兰亭序》里的文句来形容他的人生，那最适合的大概正是“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自我想象，在大清帝王的欢宴与东晋名士的雅集之间建立起某种相通，也就如他在一首并不很高明，意思却很显豁的七绝里写的那样：“白石清泉带碧萝，曲水贴贴泛金荷。年年上巳寻欢处，便是当年晋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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