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初于1623或1625年（明熹宗天启年间）发现于陕西周至县，曾一度放置于西安金胜寺，碑高2.36米，上端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围有一种名“螭”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碑底和两侧有70位景教教士的古叙利亚文题名。碑额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立于建中二年，碑文共32行，1780字，字迹清晰，完好无损。碑文内容以叙利亚文和汉文书写，分序文和颂词两部分。
碑文的作者，是一位波斯景教教士，名叫亚当，汉名为景净，叙利亚碑文部分称他的头衔是区主教兼长老。这座碑刻的树立，意在纪念一位景教徒中的杰出人物，名为伊斯，他既是一名在俗景教信徒，也以客卿身份积极投身唐代中期的军事政治活动，供职于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麾下，得以被唐肃宗李亨宠幸重用，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伊斯曾于灵武五郡兴建景教寺庙，并坚持对僧徒进行布施，在介绍完伊斯的生平后，碑文中以用佛教经文式的语言，介绍了基督教的世界观，上帝创造世界的经过，以及救世主弥师诃（弥赛亚）的生平与事业，要求教徒“不蓄臧获，均贵贱于人，不聚货财，示罄遗于我”。最终，出于对自身发展和生存的需要，碑文赞颂了玄宗、肃宗、德宗皇帝的英明与仁政。
景教，即基督教东方教会的聂斯托利教派，为叙利亚人聂斯托利所创立，聂氏曾担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431年，在以佛所宗教会议上，聂斯托利因主张基督两性连接说，强调耶稣基督之人性，否认圣母玛利亚的神性而被定为异端，最终被放逐埃及。然而，其建立的教派却逐渐在中亚地区扎根发展，逐渐东进。到了5世纪，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木鹿城（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巴伊拉姆阿里城附近）已经成为聂斯托利东方教会的都主教区治理所在；6世纪时，景教僧侣已经越过阿姆河进入巴克特里亚地区，促使西突厥人与丝绸之路商旅贸易的主力粟特人改宗。
8世纪初，景教已经传播至和田周围的绿洲。在敦煌藏经洞十七窟，早期西方探险家、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发现了一些用叙利亚文、粟特文以及回鹘文撰写的景教文献，包括《新约》、《旧约》以及殉道者《使徒行传》等，还有一幅绘画上所绘的神祇，犹如于阗风格的佛教菩萨，右手举起，做说法状，但其背后的光环上带有一枚十字架，其脖颈上的项链上也有同样的吊坠，证明绘像本人很可能是耶稣基督本人或者其他基督教圣徒。到了蒙古统治时期，大批蒙古克烈部、篾儿乞人亦改宗基督教，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说，他在吐鲁番丝路沿途绿洲见到过佛教徒、穆斯林与基督徒共生共处，
关于景教何时进入中原地区，西方研究者由于缺乏具体史料证据，曾一度对此争论不休。罗马作家阿诺比厄斯于3世纪末写的《斥异端》说，在3世纪以前基督教已在中国传教。16世纪以后，耶稣会教士在印度宣扬，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从印度转往中国传教，并且建立了教会。这些传说都没有历史依据，不足为信。今天，我们可以推断，当突厥人于魏晋南北朝之际进入中原时，一些改宗景教的突厥人将这种信仰带入。上世纪四十年代，河南洛阳曾出土过一方《翟突娑墓志》：翟氏出生于并州太原，因军功，官至除奋武尉，拟通守（相同于通守职位）。突娑，即波斯文“Tarsa”音译，也翻译为达娑，是对景教教徒的固定称呼，翟突裟有可能是中原地区早期的景教教士，其父裟摩诃大概是北齐或北周时移居山西的中亚突厥人，担任管理经商侨寓的中亚（波斯）移民的官员。
景教徒在中原出现，并不等于其信仰教义开始传播并扎根。《唐会要》“大秦寺”条记载，贞观十二年七月，波斯僧阿罗本来华传教，并向太宗献上了景教有关经典，李唐朝廷认为景教“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于是在义宁坊设立景教寺院一所，度僧21人。
对于这一历史性时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阿罗本来华，在西郊受到了宰相房玄龄的隆重迎接，从诏书中的用语可以看出，李世民对于景教教义的理解，颇类似于道教。李唐王室对于道教的推崇，也是景教能够迅速在中原立足并能传播的理由：开元年间，玄宗曾命宁国等五王亲自至长安景教寺院受洗，建立坛场，随后还派其最为宠幸的宦官，加大将军头像的高力士送来五圣（即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写真置于寺内，赐绢百匹。天宝三年，更有大秦国景教僧侣佶和来到长安，并在兴庆宫为皇室做功德祈福，信奉景教的波斯人李素（字文贞）亦以翰林身份供职司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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