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连续出了5年“一号文件”,9号院的年轻人在90年代后逐渐风流云散,这主要是哪些历史原因?
文贯中:90年代早期,中央注意力转到城市改革,是怎样把通货膨胀搞下来、国营企业要怎样改制。直到90年代后期,李昌平轰动一时的给总理的一封信,揭露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底下乱搞收费、农民负担重,“三农”问题才重新引起重视,也才有后来温家宝总理主政时期把农业税取消等一系列改革。
三联生活周刊: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段时间,杜老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哪里?
文贯中:1988年我从美国回来,收集博士论文材料,当时杜老和好几个学生在搞各种农业制度试验区。那时有几个不同的农业制度,遵义湄潭县、苏南、平度等。平度是试验了两田制(责任田和口粮田),他们想把责任田搞活,只给有效率的农民,没有效率的农民就没资格承包。但是这也搞不下去,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会问,既然如此,我作为集体的一员为什么不给我责任田?所以改革仍然没有彻底。
1987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约翰逊教授来到北京见了杜老,他打算在山东邹平县建立一个“包产到户”的观察站,我和林毅夫作为翻译陪同。杜老提到他已经在搞各种试验了。但约翰逊跟他说这样的土地制度还是会有各种问题的。
那时“包产到户”已经暴露出局限性了,因为承包合同也就几年,就要根据村里人口的变化调整各户的土地,这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均分土地的天然权利,却使农民无法具有长期概念;第二,农业的真正出路是把大量农民转移出去,转移出去的农民其土地以什么形式供留下的农民使用呢?是卖吗?对于不愿意转移的农民,你对他是什么政策呢?这些问题都要想下去。那时全国还出现一个粮食突然减产的问题,由于1984年特大丰收,粮食富余后粮价大跌,农民卖粮难。所以小农经济有先天的缺点,如何逐渐扩大规模,就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学生,对于那几个试验区你当时持怎样看法?
文贯中:1987年,借着约翰逊教授来华考察的机会,我去了苏南,那里主打规模经济。那里搞农业大户,一人可承包几百亩,很宏伟。当地乡镇企业发展得好,就统包了化肥和种子的费用,但这不是一个内生的东西。后来又去了周其仁和刘守英蹲点的贵州湄潭,那思路是最接近土地私有的,因为土地永远不再重分了,所谓“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我们蹲点半个月后,我自己认为要有后续的配套措施,要允许农民尽速转移到城市,土地要允许私有,允许自由买卖,不然人走了却不放弃土地这个根,能干的农民还是不能扩大经营规模。那时住在县招待所,每天晚上跟周其仁讨论得很激烈。我说,只要农民转移不出去,土地又实行类似私有化,肯定造成两极分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杜老的交往是怎样的?
文贯中:我在1987年之前跟他没有直接打过交道。1988年我在湄潭蹲点后,本來是要回美国的,但被邀请去了遵义参加一次内部会议。我当然很欣喜,那个是高层会议,不向学术界开放的。到了遵义,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厚泽又突然来到我的房间,鼓励我在会上发言,并说要畅所欲言。
后来我猜想,朱厚泽作为杜老的副手,邀请我上台发言,可能是杜老的意思。而且,我们在湄潭时,县委书记经常晚上来我们住的县委招待所,睁大眼睛听我们争论,坐一会儿又悄悄走开,估计他也会报告上去。
到了2008年,我正好又去贵州调研。从贵州回来后见到杜老,他已经失聪,于是我写他讲。我说“包产到户”没有再向前走一步,所以农民没有恒心,经不起考验,连田埂也不好好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产权没有保障。杜老亲口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终身难忘,他说很后悔当初搞包产到户时,没有临门一脚,索性把地权给了农民,而导致90年代后“三农”问题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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