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怎么决定要用契诃夫的文本做这样一出戏的？
布拉尔：通常当我选择要导某一出戏的时候，都是因为我生命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而这个戏是和这些事情有关的。因此，并不是我“选择”了一出戏，不如说这出戏选择了我。大概几年前，我差点失去我在波兰的创作根据地。我本来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戏剧空间，是一个13世纪时的修道院的饭堂，这栋建筑的主人想把我赶走，因为他想把这个修道院改建成一个迪斯科舞厅。眼看着我就要无处可去了。这个年代，许多人都认为赚钱比做文化更重要，以往文化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传承、为了持续，现在做文化很多时候是意味着给自己赚名声，这很不同。当我意识到我将要失去我的剧团、我的戏剧空间的时候，契诃夫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起了《樱桃园》，我的处境和剧中那些贵族的处境几乎一模一样，除了我并没有欠债，不得不把园子卖掉来还钱。我马上也要失去我的“樱桃园”了。当然，后来我通过我的媒体朋友进行呼吁，最后我们还是保住了这个戏剧空间。但是这个戏已经开始在排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做这样一个戏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布拉尔：当然这个戏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在改变。我不太了解中国，不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但是在欧洲，整个世界在进行一场巨大的转向，发生了很多新的事情，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许多人失去了他们之前所拥有的，甚至是精神性的，比如某种集体意识、某种哲学或者某种信仰。我们在失去这些，新事物正在到来，但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樱桃园》讲的正是一个旧世界的结束，一个新时代将要到来，但它同时也讲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它讲到掌管这个新世界的人更加粗糙、野蛮，而被替代掉的旧世界的人拥有更多的学识。对我来说，这就是21世纪前10年在发生的事情。很不幸的是，我认为至少在欧洲，更加愚蠢的人正在上位，在信仰和文化方面凌驾于智者之上，这非常可怕，作为乌合之众的大众反而空前地拥有话语权，反过来想告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是艺术是需要自由空间的，就像大自然一样，你不能告诉一棵树，你应该这样长，或者那样长。人们应该任由艺术家自由自在，艺术家是最敏感的，常常拥有一种远见性和预见力，能够察觉社会中到底在发生什么，真正的艺术作品其实是一种社会的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做艺术的原因。因此，《樱桃园的肖像》也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解读。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中国观众在演员谢幕时拿手机拍照这个事情非常注意。那么波兰观众看这个戏的反应如何？谢幕时他们也会拿出手机拍照吗？
布拉尔：不会，从来没有。波兰的戏剧观众从数目上来讲很多，我们的戏剧观众的数量和电影观众一样多，也就是说，戏剧和电影在波兰是同等重要的。也许现在年轻一代人里面看电影的比看戏的要多了，但是想象一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波兰有将近1万个非职业剧团，而波兰的人口是3000万，因此每3000个人就有一个剧团，这是我们重要的戏剧传统。我认为波兰戏剧绝对有其独特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做戏剧的原因，是我们做戏剧的能量所在，那就是对一种充满力量的隐喻的理解，这种隐喻和活生生的人之间打交道有关。而隐喻是什么？隐喻就是能够在更高的知性层次上生活的能力，是对这个世界更高层次、而不是更低层次的一种理解。我有意这么说，是因为我们需要培养人们用更高层次的方式去思考，艺术家、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教会人们使用隐喻——诗歌、色彩、音乐、声音、能量，甚至是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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