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只要不上街，他们总不会专门跑来砸我们这个馆子。就是来的人少点，而且都是叫外卖。”
我提醒他：“但你们这店开着，大家也不太容易怕。有个地方聚聚人心，挺好的。”
“那是那是！”
在拉德芳斯的朋友说，街上大致如常。大人带着孩子溜达，露天锻炼的人还在继续。她自己和楼下的阿拉伯老先生聊天，老先生把极端分子痛骂了一顿。
——在巴黎，有一部分已经融入法国生活的阿拉伯世界移民，发自内心地痛恨极端分子。2015年初《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后，我去买kebab烤肉吃时，店老板之一愁眉苦脸：似乎因为他是摩洛哥来的，而每年的居留申请，都会因为局势的变化而松紧不一，他自己，及许多阿拉伯世界来的，是最怕极端分子惹事的。“这些人都是疯子！”
我后窗外有一个大屋，平日午间会有炊烟，风向不好时，炊烟直送窗口，令人颇为不快。屋主大爷养两只猫，常放上屋顶玩耍。我回家时，是11月14日13点半了。没有炊烟，没有猫。我担心了一会儿。到两点，炊烟起来了。大爷站到窗口，打开窗，抽烟，若有所思。猫就在窗台上发呆。我放了心。
我女朋友与我讨论，得出的结果是，前一夜爆炸发生时，德国队与法国队比赛双方都不确认发生了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德国队主帅勒夫也吓了一跳，比赛结束后德国队甚至就没离开法兰西体育场。仔细想想，虽然比赛踢完了，听起来有些大胆，但如果当场停止比赛，全场7万球迷会紧张成什么样呢？会引发骚乱踩踏吗？所以，比赛继续，而急调安保人员到场控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大多数球迷，是离开之后，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的。但恐慌没有一时爆发，而是一点一点让我们感知的。
爆炸声响过了，一切如常继续，当时似乎便没什么值得紧张的了。后怕是之后的事。
11月15日，周日，巴黎大晴。打开天窗，阳光如温水塞满鱼缸似的，盛满屋子。街市铺子惯例关门。整个城市都在赖床。趁周日早起跑步的人依然有，虽然少了一些。倘若不知道前一天发生了什么，颇有点学校放假、学生集体回家了的闲适感。鸽子们依然无知无识地乱飞。
国内的亲友还在陆陆续续地得知新闻，探问巴黎是否血流成河。新闻连篇累牍地轰炸，令他们觉得巴黎似乎已经是座地狱废墟死城。听说我出门购物后，探问的口气，仿佛我是去领战时物资。于是我不由都开始怀疑了：莫非我自己真的是心太宽啦？
出了事后，自有高瞻远瞩的诸位，讨论“伊斯兰国”、阿萨德政权、普京、美国、库尔德人、恐怖组织的渊源、法国的种族问题、欧洲的未来，但于大多数生活在巴黎的人而言，这些议论与评述，似乎不那么切身。实际上，爆炸案发生之后的两天，媒体上的巴黎与现实中的巴黎产生了微妙的反差。现实生活的巴黎，如我所见，略带紧张地沉静；媒体上的巴黎则疮痍满目。结果便是，国内的亲友，开始比我们自己更紧张。
就像那天在法兰西体育场，信息以不均等的速度抵达每一个人，于是人人反应不一似的。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总能送进每个人的耳朵，而由于轻微的信息不对等，大家给出的反应不同。我的反应便似乎不如许多人的预期，以至于有朋友问：
“你们怎么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呀？”
2015年初，《查理周刊》枪击案发生地，就在我常去的巴士底市场不远。枪击案后的周四，巴士底市集照样摆开：两大列四大排的市集，蔓延半站地铁的长度。服饰、音像、鸡蛋、海鲜、蔬果、肉丸、烤鸡、奶酪。只是许多铺子支起了“我们都是查理”，以表对恐怖分子的抵制。
恐慌与萧条，乃是极端分子之所欲，恐慌是会彼此传染的。反过来，镇静也可以彼此传染。镇静本身，就是种力量。就像那天把比赛踢完的法国队与德国队，那天在爆炸后在现场看完的球迷，那天赛后有条不紊的安保和平静退场的球迷。当然这种镇静，部分来自“当时还不明真相”，但从结果来看，是好的。
只要一切如常继续，似乎便没什么值得紧张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