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成为周浩的纪录片哲学——“我在用纪录片的方式表达，讲述我经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就是我的生活。”
在他的同行雷建军看来，纪录片就是生活。他甚至和自己的学生将这个观点扩大成了一整本书，这本旨在研究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书名就叫《生活而已》。周浩的每一次纪录片拍摄，更像是记录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会跟拍摄对象成为若即若离的朋友，“跟谈恋爱似的”。在过去十几年里，他只换过一次电话号码，保留着大部分拍摄对象的联系方式。他在厚街上见证了两个孩子的出生，遇到了一场杀人事件；当身为毒贩的拍摄对象入狱时，他替这个居无定所的人接收了邮寄来的《入狱通知书》；在街头跟人聊天的时候，他还会替当市长的拍摄对象说好话。
“我的片子里想展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周浩说。在纪录片《高三》的后记里，他这样形容自己：“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一个改良者，我只能做一个记录者。”
“不管是做文字、图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在促进任何人之间的了解、沟通。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就是一个自媒体。只要做了一个作品出来，观众花了90分钟看了以后，能够若有所思、若有所想，让他自己的生活丰富了一点，对这件事有了多一点了解，我觉得就够了。”周浩说，“至于我拍的片子是不是极度贴近真实，算不算电影，我从来不关心。”
“我现在经常‘厚颜无耻’地告诉那些拍片子的人，你只要坚持，总能够拍出来。说起来我的运气还蛮好的，我虽然运气没好到像范立欣那样第一次就拿艾美奖，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老天也待我不薄。”周浩笑着说，“其实这个行当没有任何窍门，也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就像当年我拍的《高三》一样，如果说《高三》还算是一部成功的片子的话，仅仅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愿意花一年的时间去一个地方待着，拍完一部片子，然后回来花时间，做完一部片子，仅此而已，道理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去做，比如说高考这种事情在我做之前就没人做。”
纪录片成了周浩生活的一部分，这为他带来了成就感，但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负担。常常在面对拍摄对象的时候，他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纠结”。
“同样是拍摄一个场景，我会觉得这样呈现出来实际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当事人会站在他的角度，他会觉得是不妥的。我不确定我做出来的片段所有被摄的对象他们都会欣然接受，这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而且也许我这一辈子都会被这样的事情所纠结。”周浩说，他管这种“纠结”叫作“纪录片的原罪”——“我一直认为做纪录片是有原罪的。这个原罪会在一部部片子增加的过程中累积。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法去承受这些原罪的时候，我就会跟这个行当彻底拜拜。”
但这天显然还没有到来。周浩又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现了下一个纪录片选题。这次，平时也炒股的他想拍那些生活在中国股市里的人们。“在这里，金钱已经超越了钱本身的意义，而是一种类似准宗教的东西。这其中有些人早就实现财务自由了，他们赚钱只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他说。
这个发现让他颇为高兴。“今天我们有大数据，iPhone也都能拍4K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全方位记录，好像我们不缺影像了。但从职业的角度来看，缺失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他又回到了他的规律生活里——做饭，打球，睡觉，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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