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是一个讲究生活的人。在他上一部作品完成剪辑的那天，工作室的同事们决定出去庆功。当其他人还在为来几瓶啤酒犹豫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点了一碗粥，而且是白粥。尽管这是一个需要庆祝的日子，但还是喝粥比较养生，他说。
从任何意义上说，周浩都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导演。在他的工作室里，他是唯一一个不熬夜的人。曾在他的工作室工作的洪世豪说：他的生活井井有条，每个礼拜固定打三次羽毛球，每天中午准时做饭，到了晚上11点，他注定已经回房间睡觉，少有变动。“周老师拍纪录片跟过日子似的，一部接着一部，上一部片子的剪辑进度还写在墙上呢，他就已经找到下一部作品的选题了，他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洪世豪说。
在迥异于其他人艺术家般的流浪生活中，独立纪录片导演周浩迄今为止完成了超过10部纪录片作品，并收获许多业内奖项。2001年，周浩开始拍摄他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厚街》，并凭此入选瑞士Fribourg国际电影节；2006年，纪录片《高三》获得香港电影节纪录片人道奖；2008年，《龙哥》获得台湾纪录片双年展“亚洲奖”首奖；2014年，周浩的纪录片《棉花》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就在今年11月21日举行的第52届金马奖颁奖礼上，他凭借拍摄原大同市长、现任太原市长耿彦波的纪录片《大同》，再次捧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
对周浩来说，纪录片就是他的生活。这些纪录片有完全不同的主角，有的是生活在东莞厚街上的打工者，有的是毒贩，有忙碌在急诊室里的救护人员，在最近的一部作品中，还有为政绩奔波的市长。这些纪录片中的主角，有的是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新朋友，有的则在拍摄后成了自己生活中的朋友。比如因为跟着自己在《南方周末》工作时认识的前同事方三文回老家，他才拍摄了那些困在教室里备考的高三学生；因为自己在火车上结识了种棉花的新疆人，才开始了《棉花》的拍摄。而今距离拍摄已有将近10年时间过去了，他还在当年那群学生组建的微信群里，而当他获得金马奖后，第一个发短信跟他道喜的也是在拍摄棉花产业时认识的牛仔裤工厂老板。
“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职业经历决定了我的片子，那里面有我的烙印、我的视角。有的片子一看就是‘周浩的片子’。而我这一辈子，和他们（纪录片里的拍摄对象）羁羁绊绊。”周浩说，“说不清楚，有各种小纠结，采访对象和我们之间有时候像谈恋爱一样的，有时候还闹点小脾气，就像情侣之间一样，说不清楚、道不明白。”
纪录片在周浩35岁那一年正式进入了他的生活。在那之前，他差点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没法在机械设计上比过那些“连打牌都能记住每张牌的理科生”时，他就转行了。后来，他计划成为一名摄影师——准确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确拍摄出不少纪实题材的摄影作品。但当他发觉自己的天赋拍不过“那些既像摄影记者又像艺术家的人”的时候，他又决定再换一次——做一个纪录片导演。
在做摄影记者的时候，周浩就已经开始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观察视角。和其他摄影记者一起去麻风村采访，只有他发觉了一个新的拍摄角度——在这个饱受歧视小村庄里，生活在没有同伴的小学里，孩子们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世界？
2001年，还在《南方周末》担任摄影师的周浩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厚街》。厚街是生活在东莞的打工者每天面对的一条街，但是周浩在这条街上发现了值得拍摄的内容——“做记者的时候觉得好像很了解打工者，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真了解吗？”
于是，他第一次用移动的镜头记录下了这些普通打工者的故事：有的因为工厂停工坐在街头，有的艳羡发廊小姐的生意而碎碎念，女人在出租屋生孩子，黑社会拿着刀来伤人，更多的时候，这里发生的是琐碎的追租、堵车、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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